在传统的历史潮流中，有幸获得青史留名者，只有少数成功的精英或圣贤。

本篇文章的主人公——徐宝山（人称徐老虎）严格来说并不属于精英或圣贤这一列，按理不足以成为100多年来街谈巷议的热门话题。

但他另辟蹊径，用颇为励志，复杂多变的人生经历成为了小说、电影所青睐的人物原型。

正因如此，我们得以通过研究他在不同年龄阶段所拥有的身份，来丰富我们对于时代大潮流的认知，以此进一步的了解清末民初那段中国近代史上最为关键的历史。

徐宝山

一、镇江南门大街的小混混。关键词：性情豪爽，功夫了得。

徐宝山，字怀礼，1866年出生于江苏镇江一个从事竹篾生产的寒门小户，由于他是家中长子，所以他父亲对他充满期待，希望他能知书达礼，振兴家业。

但徐宝山并没有按照他父亲设计的路径,好好读书,走知书达礼的成长道路,而是游手好闲,耍枪弄棍，时常与人斗殴，故此人送外号“徐老虎”。

他以老虎的浑名闻名天下,这大概是他的父亲所始料不及的。

关于这个浑名的来历有三种说法:一是他出生时岁逢丙寅,属虎,因此乳名叫老虎。这在与徐宝山同时代的江南文人陈庆年的《横山日记》中有详实记载。

二是当时镇江南乡曾有一个叫“小老虎”的人,恃强凌弱,横行乡里,徐宝山非常看不惯,于是与他相约比武,结果将他打死“。小老虎”被打死后,人们谓他为真老虎,从此徐宝山便干脆以徐老虎的名号闯荡江湖。

三是因他身材魁梧,臂力过人,武艺超群,刀枪剑棍无所不精,加上性情豪爽,好打抱不平,往往为了“朋友”两肋插刀,即使拼上性命也在所不惜,几乎每次械斗都能以寡敌众,所以人们畏之如虎,给他起了个浑名为徐老虎。

在镇江,大人为了吓唬小孩,也以“徐老虎来了”来恫吓,由此可见当时徐宝山在镇江老百姓中,确实威猛一时。

对于儿子的这种威名，他父亲也是极为无奈，只好安排他在自家店里学篾匠,好歹将来有个手艺混饭吃。可徐宝山不安于做个篾匠,期望通过练武在贫贱中闯出一条生路。

当时的镇江武风盛行，高手云集。徐宝山向谁习得一身武艺没有文献记载难以考究。

但查阅史料和询访镇江武术前辈、研究专家后,普遍认为徐宝山是有武术功底的。并一致觉得他最厉害的功夫是“屁股功”和“裂帛功”。

据传,徐老虎的屁股只要在人家墙上转上两三下,再坚固的墙也会立马裂缝,甚至倒坍。所谓裂帛功,就是用手来撕裂又粗又大的新毛竹,比用刀还方便。

在徐老虎发达前,有一个叫柏宝山的青帮头目来找徐老虎“切磋”武艺,徐老虎假称自己是徐的佣人,故意撕毛竹片烧锅,吓得柏宝山掉头就走。

此外,也有人说,徐老虎的“点穴功”也相当厉害。

15 岁那年,徐老虎父亲突然因病去世了,一家人没有了依靠。赖以维持全家生计的竹器店也开不下去了。

他的母亲带着他和弟弟,艰难度日。无以为生的徐老虎开始闯荡江湖,游食四方,结识各路豪杰,开始了四海为家的浪荡生活。

二、满身侠气的“社会土匪”。关键词：骁勇好斗，嫉恶如仇。

在徐宝山四海为家浪荡时期,京口驻防旗营的一个旗兵奸污邻里少妇,引起公愤。他查访到这个作恶的旗兵,挥刀砍下了他的头颅。

官府下令捉拿,他没有办法在镇江呆下去了,便逃到江都,开始了与土匪为伍的生涯。

1893 年春天,被匪首胁迫的徐老虎参与了江都仙女庙的一次抢劫,案情重大,引起震动。扬州知府下令各县,捉拿参与抢劫的所有土匪。

徐老虎眼看形势不妙,便悄悄潜回镇江,躲在宝盖山下的一个江湖朋友家中。不久走漏了风声,被丹徒县令张文焕抓获,押到江都审讯。由于不是主犯,他被判流放甘肃。

途经山东时,在一家驿站,他半夜起来,盗得一匹骏马,逃回镇江高资。从高资过江,投靠瓜洲（今扬州市邗江区）盐枭孙七,开始以贩盐为生的生活。

盐业自古就是王朝重要的财政产业，归国家所有。而扬州作为全国盐业的集散地，自然是少不了私盐的贩卖。

为争夺盐利,各路盐枭占地为王,互相倾轧,以命相搏,以巩固自己的地盘。

当时盘踞在瓜洲的孙七与盘踞在对江七壕口的柏氏有宿怨,两大贩盐集团经常为争夺地盘大打出手,势不两立。

由于柏氏的两个儿子武功高强,凶悍无比,在相互争斗中,孙七经常处于劣势,被占去了不少地盘。徐老虎的到来,使孙七力量大增,大喜过望。

由于一时高兴，孙七竟让徐老虎按青帮规矩,拜祭自己已经过世多年的师傅为师,使徐宝山成了自己的师弟。从此徐宝山水涨船高,也就成了“礼”字辈的青帮人物,弄了个极高的辈分。

依附孙七的徐老虎,生活暂时稳定下来了。在江湖上你来我往的争斗中,徐老虎又练就了一手好枪法,他能双手打枪,甚至在深夜里,凭感觉打灭几十步开外的香火头。

一天,徐老虎从扬州回来,路上巧遇柏氏兄弟,当时他们正在调戏侮辱一位少女。见此情景,徐老虎怒不可遏,大声制止。

柏氏兄弟不以为然地说:“你敢管我们的闲事,我们是柏家兄弟,想送死呀!”徐老虎原来并不认识柏氏兄弟,现在知道眼前的两位无赖就是柏氏兄弟,于是拔刀相斗。双方你来我往,难分胜负。

柏氏党徒见有人在自家地盘上挑衅,而且自家兄弟占不了上风,于是纠集了两三百人,把徐老虎团团围住。徐老虎见对方人多势众,于是且战且退,挥刀夺路。

在这个危急关头,孙七得到报告,率人及时赶到相助。于是由偶然争斗,演变成为两大盐枭集团的实力大比拼。

徐老虎见援兵到了,顿时抖擞精神,勇猛拚杀,居然几个回合,就将柏氏兄弟砍于刀下,并乘势夺回了被柏氏抢占的地盘。

得胜归来的徐老虎与孙七结为异姓生死兄弟。孙七死后,他辅佐孙七的妻子白氏,继续闯荡江湖,重情重义,演绎出许多爱情故事,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佳话。

在港台地区流行一时的小说、电影《徐老虎与白寡妇》,原始题材就是由此而来。

打败威震江湖的柏氏兄弟,使徐老虎声名大振,一时从各地投奔他的人数以百计。声势日益壮大的徐老虎,自立门户,在瓜洲西侧的十二圩开始独立发展。

本来另一个盐枭巨头朱福胜（人称朱大狮子）已经盘踞在这里,徐老虎的到来无疑是虎口夺食。卧榻之旁岂容他人安睡,于是朱福胜率领数百兄弟,乘徐老虎立足未稳,来了个突然袭击。

徐老虎不亏是江湖老手,他早已防了一手,带领手下人马奋力死战,竟以少胜多,打得朱福胜落花流水。从此徐老虎有了一块安身立命的落脚地，成了一方气候。

三、帮会首领盐枭巨头。关键词：发家致富，脱胎换骨。

随着徐老虎在江湖上的名声越来越大,投奔他的弟兄也越来越多。与普通土匪不同的是,徐宝山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部下只有匹夫之勇,只图眼前小利,并无长远目标。

他们农忙时回家种田,农闲时结伙贩盐,一遇官兵来袭便会四散回家,官兵去后则又啸聚如故。对土匪而言这是安身立命的首选,而对徐宝山来说则是个不利因素。

因此，徐老虎与心腹们反复商讨,权衡利弊,觉得清政府已经日薄西山,没有什么好怕的,不如联络当时势力强大的洪门,断了各个土匪的后路,以此建立起一支会党武装,以盐养武,以武护盐,以在与各路盐枭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而此时泰州城内洪门首领任春山势力颇大,徐宝山见势便带上心腹随从,来到泰州与任春山结交。

当时的任春山正在泰州以算命为公开职业,暗中联络会众,发展组织。两人一拍即合,结为异姓兄弟。任春山介绍徐宝山加入洪门,徐宝山介绍任春山加入青帮。

二人以两人名字中各取一字作为山名,合开山头，谓之曰“春宝堂”。两人并列为山主。

有了青帮、洪门这两杆大旗，徐宝山的势力愈发壮大。他招引四方豪杰,旗下的人马越聚越多。

为巩固组织,他依照洪帮帮规,严明纪律,一旦违犯,轻则重罚,重则处死,由此建立了严密的组织体系。几年下来,“春宝堂”很快发展成为以徐宝山为核心的会党军事集团。

在纪律严明的武装力量加持下，徐宝山的盐业产业发展迅猛。他采取软硬两手走私活动，挣得盆满钵满。

硬的是武装押运,确保走私安全;软的是勾结缉私部队,暗中通风报信,每每相遇,即丢下一两条船,以便缉私营交差,收益则相互分成,结成利益共同体。

凭借这两手操作，他建立起了上到武汉,下到南通,纵横千里,畅通无阻,让所有盐枭望尘莫及的庞大的私盐贩运产业体系。

最高峰时拥有船只700多艘,搏得了巨大财富,使得徐宝山从地方土匪头子一跃成为纪律严明的会党首领，一方盐枭巨头。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徐宝山出身贫寒,并“久经患难,深知闾阎疾苦”,因而发迹之后十分同情贫苦百姓。

与其他土匪不分青红皂白、不分贫富良莠,所到之处烧杀抢掠洗劫一空不同,徐宝山对于社会下层的弱势群体,他不仅给予同情而且给予周济。

在建立起庞大的盐业贩运体系以后,他建立了一套慈善制度。规定每船私盐都要抽出两包盐款,作为公积金,用以赈济抚恤。

每到冬天,总要以徐宝山名义给穷苦盐民和无家可归者施以衣服、粮食、大米粥;每遇灾荒水旱,都要散发米粮、面饼,赈济灾民。这项制度,使徐宝山有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同时也为他的走私贩盐事业建立了深厚的民众基础。

四、正五品官员缉私营管带。关键词：站队维新，沦为“朝廷鹰犬”。

徐宝山随着自己声名日盛，表现出强烈的政治欲望。他十分注意风云变幻,把握国内政治动向。

1898年,为改变国家积贫积弱的局面,在光绪皇帝的支持下,以康有为为首的改良主义者,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变法维新运动。

但不久就遭到慈禧太后的镇压,光绪被囚,康有为、梁启超分别逃往国外,谭嗣同等六君子被杀。

戊戌变法的失败,强烈刺激着徐宝山的爱国心,不久他派心腹郑大发秘密到香港,联络正在香港的康有为,计划与康有为联合,共同反对慈禧太后,让光绪皇帝重新执政,推行新政。

1900年,康有为专程来到扬州,与徐宝山商量北上事宜。

正在这时,北方发生了义和团运动,他们认为这是起兵进京、以清君侧的大好时机。

为此徐宝山以两江两湖兵马大元帅的名义发布告示，宣布起兵进京助光绪帝重新执政。

徐宝山布告一出,天下震惊,朝廷一片惶恐。于是慈禧太后密令苏皖鄂各督及山东巡抚“不动声色,设法擒拿,以消乱萌”。

活动于一隅之地的徐宝山毕竟没有经历过那么大的世面,面对朝廷的密令严拿,他不仅没有能整队北上清君侧,而且还时时面临生命危险，爱国之心也被他抛在脑后。

但当时徐宝山的势力已经尾大不掉，难以根除，贸然对他动手可能会影响江淮的安定。于是两江总督刘坤一决定实施招安政策。

正在惴惴不安的徐宝山就驴下坡,提出了“一赦罪,二赏官,三收其徒使用”的三项条件,刘坤一全部满足,于是徐宝山接受招安,被任命为正五品的新胜缉私营管带。

就这样，靠走私发家的徐宝山当上了清政府的缉拿走私的官员，当真是讽刺意味十足。

成为朝廷命官后,徐宝山效忠朝廷可谓是全心全意。他严明纪律,凡是奸淫抢劫者一律枪毙;对朝廷交给的剿匪任务,他六亲不认,绝对忠实完成。

一天,南通发生了杀人抢劫案,受害人是张謇的亲戚。张謇极为恼怒,向朝廷状告。朝廷严令两江总督刘坤一限期办案。

刘坤一探知徐宝山的舅舅参与了这个案子,为防徐宝山徇私,于是不动声色地把他母亲接到总督府软禁起来,然后再向徐宝山下达捉拿罪犯的任务。

徐宝山是出名的孝子,一边是母亲,一边是亲舅舅,接到任务后徐宝山左右为难,但朝廷严令又不能违抗。

他探得这伙人正躲在镇江鲇鱼套的湖荡里,芦荡深深,江面宽阔,也确实难以捉拿。他派出人马将鲇鱼套团团围住,整整七天没有动静,派人进去一搜,发现案犯已全部饿死。刘坤一派人拍了照片,向朝廷交了差。

对昔日的江湖难友,徐宝山也不手软。接受招抚当年（1900年）,他即率部剿灭了镇江七里甸、太保巷会党首领魏发魁、范鸿炎、彭福康、陈青云。

1902年,又剿杀了高资的陶龙翔、陶龙丙部。

1903年,他剿灭了昔日江湖好友、帮会首领曾国璋,与他同为盐枭、曾经对他有救命之恩的葛三。

曾国璋是徐宝山的昔日绿林盟友,江湖势力与徐宝山旗鼓相当。徐宝山首先对他进行劝降,受到拒绝后,他会同各路清军联合进剿,终于得手。

对革命党人,徐宝山更是痛下杀手。据陈庆年《横山日记》记载,1909 年7 月下旬,徐宝山受两江总督端方派遣,前往东台、兴化、盐城等地追捕革命党人熊成基,迫使熊成基客死他乡。

从徐宝山接受招抚到1910年的十年时间里,他东剿西灭,消灭积年盐枭、土匪和革命党人难以计数,为朝廷立下汗马功劳。

但在这期间，他也难改土匪本性，以缉私的职务作为护身符，愈发横行在江淮一带，仍做贩盐、窝匪的勾当。

在武昌起义不久,扬州发生了盜匪杀害富家幼儿、窃取珠帽等物之案,江都知县桂聚庆查明实则是“徐宝山指使去干的”,但江都知县害怕牵连到徐宝山,怕发生后患,最终严刑逼供,诬为枭匪“朱大狮子”“朱小狮子”所为。

时人记载,当时里下河地区发生的抢劫、绑架、盗窃案多与这支“兵匪”军队有关。

腐败没落的清政府虽然知道徐宝山背地里的勾当，但终究无力去加以约束，只好对他采取不厚待，也不委以重任的处理。

因此，在清王朝为官末期，看清现实的徐宝山给自己谋了一条新的出路。

五、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军长。关键词：顺势投身革命，成为辛亥功臣。

1911 年前后的华夏大地,革命浪潮风起云涌。在武昌起义爆发后,同盟会派李竟成到镇江发动光复起义。

李竟成到镇江后,利用他在军队的关系与时任新胜水师营统领的徐宝山取得联系，希望他能投身革命，一同起义。

此时的徐宝山久居官场，对清王朝日薄西山、摇摇欲坠的前景,已是看得清清楚楚。加上他长期镇压革命党人,血债累累,面对风起云涌的革命浪潮,早已惶惶不可终日。

武昌起义后,他就曾派亲戚石承萱到上海,与光复会领导李燮和暗中联络,准备投向革命阵营,现在李竟成主动找上门来了,正中下怀。

面对送上门的梯子,他毫不犹豫地爬了上去。他提出,只要起义成功后,他的部队驻在扬州,由他收取扬州盐税充作军饷,他就率部参加起义。李竟成答应了他的条件,并当场签订了协议。

为表达参加革命的诚意,他每日腰佩双枪,带领卫队,主动在三益客栈站岗巡视,保护起义总部安全。

同时,主动联系驻扎在瓜洲的结拜兄弟、缉捕营统领赵春霆率部参加起义。

1911 年11 月8 日,在李竟成、林述庆的共同领导下,镇江城兵不血刃,顺利光复。

当晚,应扬州商会邀请,李竟成、徐宝山率部过江,光复扬州。徐宝山被任命为镇军第二师师长兼扬州军政分府军政长,隶属镇江军政府管辖。

当上扬州军政长的徐宝山按照同盟会“立即向周围地区扩展光复范围”的指示,迅速光复了扬州府所属的二州六县和盐城、淮阴部分地区,壮大了辛亥革命的东南声势。

接下来徐宝山又率军先后光复了高邮、宝应、东台、兴化、盐城、阜宁等城市，使清政府在苏北的统治迅速瓦解。

1912年元旦，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孙中山正式宣布徐宝山“反正”有功，将其部队扩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军，任命他为第二军军长，参加由黄兴统帅的北伐联军。并授其上将衔，兼扬州军政长。

当时,张勋逃到徐州后,纠结部队大举反攻。作为北伐联军的先头部队,徐宝山在敌军先头部队立足未稳之际,突然发起攻击,以少胜多,歼敌一个团,使张勋止步不前,停止了反攻。

后来张勋对部下说:“我别的不怕,就怕徐宝山一个人”。此后,徐宝山又受黄兴命令,剿灭了苏北的两股土匪。

由于战功非凡,徐宝山受到黄兴嘉奖,并拨出专款10万元,让他扩充部队。不久,南北议和,徐宝山还驻扬州。

从1911年11月到1912年3月,不到5个月的时间,徐宝山的人生发生了戏剧性变化。

他从一个相当于现在营长的满清水师营管带,一跃成为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军长;他统率的部队从不到1000人,急剧膨胀到2万人。

他是辛亥革命的政治暴发户、收益者,当时在全国能够与他相提并论的只有已任中华民国副总统的黎元洪,即所谓“日载报章,传诵一时者,黎元洪外,即徐宝山也”。

现在有的学者认为：“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在革命形势的感召下，经过资产阶级革命党人艰苦细致的工作，徐宝山渐渐倾向革命。”这种说法过于笼统，无法解释徐宝山后来的反复无常。

一方面，就其实际，徐宝山投向革命党人，如其说是“革命形势的感召”，不如说是“革命形势的逼迫”，是徐本人根据自己所处形势、历史潮流的判断，通过细致的盘算，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结果。

策动徐宝山反正的革命党人李竟成回忆，徐宝山曾向他表示“大局稍定，我决不愿为官，但求于鹾务稍占利益”。可见，徐宝山并没有看清当时的政治动向，没有高层次的政治追求，而是以争取盐务利益的“不变”去应付纷繁政治的“万变”。

这也为日后徐宝山被孙中山边缘化，甚至可以说是抛弃，埋下了伏笔。

但从另一方面来看，徐宝山投身革命阵营，使临时政府首都南京有了非常重要的屏障，对于保障革命政治中心的安全，维护资产阶级革命的秩序，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意义。

因此，徐宝山又是这次历史大潮流的推动者。

六、扬州民众眼中的“大善人”。关键词：废除严苛的税收，在民生方面颇有建树。

1911年11月10日，如愿获得扬州盐税征收权的徐宝山成立扬州军政分府，并被委任为军政长，正式入驻扬州。

他在进城后，下达了“所部诸将，虽于形式上稍欠研求，然于服从命令、保守军纪，能得地方之感情”的指令，同时迅速采取各项维稳措施。

在经济上，徐宝山采取了一系列相对宽松的经济政策。

扬州地区的盐税本来就是清政府财政的支柱性来源,在辛亥革命爆发后,他立即派手下占领了两淮盐场和经营管理机构,攫取了巨大的经济利益。

现在南北政局不一,原来属于清朝政府所有的这部分巨额盐税收入,全部落入了徐宝山的腰包。

加上长江中下游一直是徐宝山私盐贩运的势力范围,现在公私合一,收入当然暴增,以此供养他的部队,早已足足有余。

因此,他主政扬州后,废除满清政府繁杂严苛的税收政策,减轻社会经济负担,得到扬州盐商的普遍欢迎,被扬州绅商视为百年不遇的大靠山。

在民生方面，徐宝山推行的多项政策广收好评，主要有：

一、为解决扬州米价高昂百姓吃不起大米的问题，徐宝山自己筹款办平粜。

“扬州近日以来米价飞涨，现在传米一石须增七元以外。贫苦居民颇为惊慌，徐君宝山慨发仁慈，特捐廉设立平粜局，减价售卖。业於六号会同民政长派员照料，定七月八号为始设局开市。共设局二所，一在贯巷花观，一在城外石塔寺，每人袛准购米一斗。闻此共发米有一万石之多，一半为出口充公之米，一半由邵伯镇等处购买入城，诚善政也。”

为防贫民买不起大米而发生饿死事件，徐宝山还在扬州办粥厂，免费派送，由军司令部派兵守卫以防拥挤，城中贫民之领筹赴厂者颇多云。

二、兴修水利，倡导以兵导淮入海。

“第二军司令徐宝山电致江苏临时省议会，南北统一大局粗定，惟兵多饷少，已成通病，……曩尝涉历淮上，颇知该处患水之原因，……在地方已罗掘俱穷，在中央亦猝难接济，拟即寓兵于工，实行导淮入海之议，穷尝计之，其利有三：饷不虚糜、兵有所事，利一；湖田涸出、兵可为农，利二；兵多淮产、兼娴工作，利三。有此三利，但使江淮水利公司筹有半款，即可会同开办。”

虽然徐宝山此举是为了满足军饷的需要，但是以兵疏导淮河这一举措则既能处置大批的会党士兵、清军降兵，让他们有事做有军饷拿，缓解当时的社会矛盾，又能在一定程度上维护农业的发展，兴修水利是利于当地农作物生长的。

三、重视文化教育，倡导女学。

“扬州第二军军长徐宝山凡遇公益事无不赞助，对于女学尤为热心提倡。日前上海女子法政校总理林君宗素道经维扬，特谒徐君谈及该校经费之困难。徐君捐助百元，并担任常年经费，闻该校推戴为校长徐君业已承认，则将来该校之发达定可预下矣。”

徐宝山妻子孙阆仙曾专门来幼女学堂拜访，向名流才女郭坚韧求教。徐宝山所办女学后来正式改名为“私立扬州女子公学”，为扬州的近代女子教育奠定了基础。

徐宝山的这一系列举措赢得了一片社会赞誉,是民众眼中的“大善人”。

正是这些原因,徐宝山暴死以后,扬州士绅为他建祠堂,持续几年开展纪念活动。

现在走进扬州瘦西湖,迎面而来的那座工整而富有变化的园中园——徐园,就是当时专为纪念徐宝山而建的。匾额上令人过目难忘的“徐园”两字,即出自吉亮工之手。

七、共和死敌。关键词：投靠袁世凯，结局凄凉。

徐宝山据扬后，革命形势在全国的推进可谓“其兴也勃，其衰也忽”。

中华民国成立后仅仅两三个月的时间，民主与专制、政党与会党、南方与北方、拥孙与拥袁，等等，中国各种势力进行着令人目眩的激烈缠斗。

徐宝山身居其中，却并不能真正地辨识其大势。

中华民国成立后，资产阶级革命派为迅速建立革命秩序，试图改造和控制自由散漫、破坏性很强的会党势力。

1月29日，孙中山致电江西马毓宝暨南昌各界：

“近闻省垣有呼群聚啸，扰害地方之事，倘不严申禁令，殊与本总统建立共和民国宗旨有违……务当化除畛域，合谋统一，所有朋比异同，易于误会之举，尤宜痛行戒绝，民国前途实有赖焉”。

孙中山的思路无疑非常契合历史潮流。各地对会党武装随即予以控制、遣散，但结果却迅速导致会党与革命党人分道扬镳。

作为孙中山曾经的追随者，徐宝山未必能够认识到他的集团与革命党人的政治差异，但中国传统政治中反复出现的“鸟尽弓藏，兔死狗烹”的浅显道理显然触动了他。

就这样，孙中山符合历史潮流的一次政治运作，把本已融入历史潮流中的徐宝山给排挤了出来。

正因为过分依赖南北议和，革命党人丢掉了临时大总统的职位，而过快地对会党政策的调整，导致了徐宝山等势力的离心离德。

这事儿之后，徐宝山或为求自保，亦出于投机，他将目光转向了妄图窃取革命果实复辟称帝的袁世凯。

当时的袁世凯当上临时大总统后，多次派亲信携带巨款四处活动，收买革命党人和地方实力派，妄图为将来复辟打下基础。

于是乎，二人之间臭味相投，从革命初期的敌对状态，破冰成了统一战线的盟友。徐宝山甚至直接通电拥护袁世凯：“鉴满清倾覆，共和告成，南北一家，举国同意。”

如果说，孙中山先生的举措导致了徐宝山的离心离德，那么接下来发生的这件事，更是加剧了徐宝山对南京临时政府的不满。

南京光复以后,驻守瓜洲的团长边振新是徐宝山的徒弟和心腹,他鱼肉百姓,奸淫妇女,残害人民,血债累累,瓜洲地方派代表到镇江控诉。

当时,李竟成是镇江都督、卫戍司令,而扬州军政分府是镇江军政府的分府,于是李竟成带卫兵,设计将边振新枪毙了。

徐宝山认为,自己对革命有大功,现在实力强大,而革命成功后,却是在林述庆、李竟成手下,林述庆的司令应该是他徐宝山的,扬州军政分府也不应是镇江的分府,他的心里早已不平衡。

现在李竟成又不打招呼就枪毙了他的团长,使得徐宝山对南京临时政府的不满之情愈发强烈。

就在这个时候,袁世凯的代表到了扬州,给他带来了重礼,并任命他为扬州镇守使。

两相对照,他认为还是袁世凯正统、可靠,于是他赴京晋见袁世凯,并通电“愿率江淮健儿追随大总统之后”。

为表达自己的忠心,到北京时,他还把自己的儿子作为人质放在袁世凯身边当了警卫。

不久,根据袁世凯的指示,张勋到扬州拜访徐宝山,往日的冤家握手言欢,成为结拜兄弟,共同从水陆两路守住了南方北伐、进军北京的通道。

1913 年春,袁世凯刺杀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公开违反临时约法,国民党人发起了推翻袁世凯专制统治的二次革命,黄兴在南京准备北伐。

孙中山、黄兴等人商量,派徐宝山的亲戚、三益客栈老板王幼丞专程到扬州,做徐宝山的工作,让他站到革命阵营一边。

徐宝山一笑置之,并告诫部下“:但有破坏共和者,我即与汝曹共击之。”此时的徐宝山已经成为袁世凯的铁杆死党。

与此同时,袁世凯迅速组织了反扑,他给徐宝山送来了25万元专项军费,令他控制南京、江淮一带的革命党人。徐宝山成为袁世凯在南方的基本军事力量。

在王幼丞前来说服以后,徐宝山专程赴京向袁世凯报告了革命党人的计划,并表示:“大总统乃一国之君,我等应听大总统之命令”,若有人侵犯袁大总统,我将与张勋合力全歼。

更令国民党人切齿痛恨的是,由陈其美安排从上海运往安徽、江西的军火,在经过镇江、扬州一带时,被徐宝山扣押了。

为打通二次革命的北伐通道,孙中山、黄兴、陈其美决定采取断然措施,除掉徐宝山。

这时徐宝山的权势、财富都已达到顶峰,他把赏玩古董字画作为业余爱好,经常派人到上海采购。

他听说上海一家古董店有“美人霁”,正在寻找买家。这是一件非常名贵、十分罕见的瓷器。于是派好友、扬州古董商吴慕贤专程到上海接洽。

巧合的是,吴慕贤在上海写给徐宝山的信,无意间被张静江安插在旅馆的“包打听”得到。

于是,陈其美、张静江找来刚从北京回到上海的炸弹专家、同盟会会员黄复生,制造了一枚炸弹,装在精美的木匣内,仿照吴慕贤笔迹写了一封信,派人在晚上送到了扬州的徐府。

并一再关照警卫,这是吴慕贤让专程送来的,由于价值连城,一定要徐军长本人打开、亲自过目。

第二天一早,徐宝山听说“美人霁”送到了,急冲冲来到处理公务的签押房,兴致勃勃地打开木匣,谁知刚一打开就见青烟直冒“轰”的一声,他被炸得血肉横飞,当场毙命。

这一天是1913年5月23日,农历四月十九,距宋教仁被刺仅仅一个多月。这一年徐宝山48岁。

结语

若从传统史学的定性分析，徐宝山无疑是一位首鼠两端、叛变革命的反面人物。

但若把徐宝山作为一个小人物，放到历史的大潮流中去观察，还原历史的细微之处，或可超越简单的人物褒贬，观察到历史大潮流对小人物命途的主宰和影响。

“小人物”徐宝山在清末风起云涌的革命潮流到来时，投身其中，在扬州一显身手，并赢得当地民众的拥护。

此时，他是潮流的把握者，融身其中，成为潮流一分子；他凭借官场经验和世故识见在扬州的作为，又成为潮流的推动者。

但他始终不能预见时代大潮流的走势，仅凭最原始的生存本能被动地驱使着自己的选择与行动，在思想层面以及眼界上落后孙中山先生等“大人物”太多。

而“大人物”不仅预见浩浩荡荡历史大潮的走势，在某种程度上，他们甚至可以引导、也可能会误导这个大潮，更会影响、安排、甚至操纵、主宰其中许许多多小人物的命运。

像南方革命党高层对会党武装的政策就导致徐宝山被排挤出了历史的潮流，甚至使他沦为阻滞这个潮流的反动势力。

所以，本文不仅仅是探究徐宝山是土匪还是枭雄，而是想通过解析他的遭遇、选择、命运来丰富我们对于历史大潮流的认知，让身处潮流中的我们走在时代发展的正确道路上。

知史以明鉴，查古以至今。这就是本文的意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