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样芬芳大结局，那年芬芳

文/黄仕忠（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

1985年初，我在杭州大学跟随徐朔方先生读研已近三年，稍稍触摸到学术殿堂的门庑，有意以学术为未来的目标，又觉视野尚窄，基础有缺，听闻新设有博士制度，便想再读一个学位。

当时招戏曲研究的导师，只有北京的张庚、郭汉城先生和广州的王季思先生。询问朔方师，答曰：不论导师，应选北方。我内心也很向往北方，因为京城才是学术的中心。但那年北京的先生不招，就选择了中大。

考试点设在中大。这是我第一次来到广州，住在西区招待所，参加笔试和面试。午后赴考时，中途遇雨，曾在西区球场的竹林边小避。之前听说博士不用复习，只考平时，所以我没有事先通过师友做些了解。翻开文学理论教研室出的试卷，只有两个大题，都属于马列文论，源自马、恩的书信，我本科时虽有涉及，那一刻却是真切体会到“猝不及防”的窘状。面试时见到了王先生和黄天骥老师，小心翼翼地回答了提问，心中却没有底。结果是没录取。不过，有了这次经验，对中大也有了更多的了解，让我坚定了信心：明年再来！

第二年，我已在杭大任教一段时间了，但心里依然向往中大。我到徐朔方先生家里，请他再度为我写推荐信。徐先生咧嘴一笑，说：“去年你的成绩其实够了的……”然后就定定地看着我。我没有细问原由，对自己决定了的事情，却是十分执着，就坚定地点了下头。徐先生便取来信笺纸，写了两行字，大意是黄仕忠同志毫不气馁，勇气可嘉。——我后来才知道和我一起面试的中大应届毕业生谢日新兄也没录取，王先生空了一年。

第二年，黄天骥老师正式招生，两位导师联合培养，我则再度重来。这次是中大寄来试卷，委托杭大研究生办代为监督考试。考完就放下了。不久便收到通知，我被录取了。

后来听说这年考生很多，成绩都不错（我多年后知道有两位没被录取的，没再考博，但很快就成了研究戏曲的翘楚），两位导师向学校争取名额，招了三人：南京大学教师郑尚宪、华东师大应届毕业生谢柏良（现在多署作“柏梁”）和我。两位师兄对突然“冒”出来的小师弟，有些好奇，因为面试时并没见到我。我推测是我去年已面试过，就免了这一关。

报到后拜见王先生。先生说，原本想请徐先生也参与指导，你是徐先生的学生，成绩排在最前，徐先生同意带的话，就可再多招一名。但因一些具体原因，徐先生没有答应。

我报到时是九月二十三日。一周后，刚过国庆，先生赴山西临汾参加第二届古代戏曲学术研讨会，让我们也一起去。

这是一次有将近二百人参加的学术会议，规模宏大。据说前一年在郑州开的第一届，也是名家荟萃，俊彦齐集，规模盛大。但之后再也没了第三届。季思先生是古代戏曲学会的会长，也是会上几位资深学者之一。下榻后，他把我们三个博士生召去，特意叮嘱：你们年轻人，要与年轻人交朋友，那是一生的朋友。

听从先生的话，在这次会议上，我们结交了一大帮“一生的朋友”：刚从中央戏剧学院毕业分配去北京戏曲学院的卜键，《文学遗产》的李伊白，南京大学的周维培，南开大学的陆林，安徽大学的朱万曙，北京大学的李简，中华书局的马欣来，同时还熟悉了中大同门董上德，学弟陈维昭、钟蕴晴、云亮，在暨大读研的小师妹王小雷，华师的周国雄老师，等等。20多年后，我在日本的大木康教授那里看到会议合影，发现那次他也在！

普救寺合影，左起：谢柏良、郑尚宪、王季思先生、姜师母、黄仕忠。

会议期间，我们一同到《西厢记》故事发生地——蒲州普救寺，寻访当年那位多情才子跳墙的踪迹，像张生一样，久久伫立黄河渡口，领略那浊浪排空的九曲风涛。归途中，在西安的碑林里感受那剥蚀的时光，在华清池边，想象贵妃出浴、力士捧靴、李白挥毫的身姿。我们还登上了华山，在西岳之巅仰天长啸，笑指日出，听野老闲话沉香太子劈山救母的传说。真可谓同学少年，意气风发。

二

我们就这样进入先生门下，开启了全新的历程。

黄天骥老师当时是系主任，行政事务十分繁忙，因为那时中文系不仅规划了本科生一年级“百篇作文”的写作，还设立了“刊授中心”——王先生曾赋《满江红》词，题作《中大中文系为自学成才创办刊授中心，被称为没有围墙的大学，喜赋》——学员累计多达二十余万人。所以甫见面，黄老师就轻松地开起了玩笑：“我的任务是把你们招进来。你们的学习，我就交给王起老师了。”

老师们没有给我们开具体的书单，也没有限定具体的要求，完全是让我们自由发展。他们主要根据我们的作业来作引导。而我们自己心中其实也是各有计划。尚宪跟我一样，已经留校教了一年书，他考来中大，南大起初不愿放行，让他写下字据，保证毕业后一定回去（后因没有指标，无法回去。这是后话）。柏良虽是应届毕业，但出手很快，论文不少。大家心无旁骛，埋头书堆，努力让老师们看到我们成绩。

我们这一届博士生，文理在内，全校才十一个人，都是恢复高考后上的大学，也就是现在统称的“新三届”。有这么好的平台，这么好的资料条件，又有这么好的导师带领，我们简直是放开了步子撒野，个个踌躇满志。每天想的都是问题，相互讨论，勤于写作，也不乏合作，写了就投。

80年代初，学术研究刚刚拨乱反正，回归正道，旧迹未尽，新途待拓，新观念、新方法纷至，我们在这个背景下打下了学术的基础，又个个力求走出自己的新路。尚宪从厦门大学考入南京大学，基础厚实，为人纯朴，其学谨守师训，老老实实地做着版本比勘研究；柏良从湖北师院考入华东师大，沾得海上风气，心高气雄，着力于构建自己的独特体系。我则谨奉老杭大“论考结合”的准则，力求将理论与实证融通。我之所为，正好介于两位师兄之间。三人秉性各异，风格不同，却可互济。两位导师经常是读到我们发表出来的文章，才给予评说的。他们微笑着颔首肯定，然后委婉地提出意见与建议。我们高高兴兴地接受了表扬的话语，却有意无意地漏过那些批评的词句。在那个神州复苏的80年代，一切都是那么美好，那么生机勃勃，年轻的我们，意气风发，睥睨四海。

当时导师没有专门开课授讲，但不定期地会举行精心安排的“辅导课”（研讨课），给我们无数的启发。地点就在王先生家的客厅，时间是一个上午或下午。所有讨论课，先生都全程参与，并发表意见。有几次是王先生亲自主讲。

那时还没树起“研究团队”的旗帜，实际则已形成。参加研讨课的，中年一代有苏寰中、黄天骥、吴国钦三位老师，年轻教师有罗斯宁、欧阳光、师飚、康保成、董上德，学生则是我们三位博士生，有时也有硕士同学参加。那时外部学术交流很少，这个群体却能经常展开内部研讨，对我们三位初窥学术门径的博士生来说，等于是得到了一次次的集体辅导，因而大开眼界，收获良多。

研讨课每次都有一个主题，有时是精选的戏曲史问题，有时取学界新发表的论文，或由老师主讲，或由同学承当，这些都是由王先生与黄老师提议或商定的。研讨中所有人都是自由发言，直率表达自己的见解，或是不同看法。我不仅观察到师长们各自的个性、风格以及学养，还能体会到年龄和经历的不同而产生的“代际”差异，观察到各人在理论掌握与逻辑思考等方面的特色，内心也颇有跃跃欲试的冲动。

这种集体研讨课，成为中山大学戏曲研究团队的传统。我毕业后作为年轻教师也一直在参加。到1990年代，黄老师提出韬光养晦，沉潜下来，夯实基础，带领我们研读经典，每两周一次，定期举行。这种研读会和研讨课的传统，一直延续至今。

有两次研讨课，给我印象深刻。

一次是王季思先生主讲悲剧，他提出中国古代戏曲的特征是“悲喜相乘”，并作了系统阐释。我听了，有一种每个毛孔都被打开的感觉，几乎浑身发抖，一时浮想联翩，十分激动。课后我根据先生的提纲和我的笔记，附以我的理解，整理成文，题为《悲喜相乘——中国古典悲、喜剧的艺术特征和审美意蕴》，后来发表在《戏剧艺术》1990年第1期。这成为先生晚年最重要的学术论文之一。在发表时，先生特意在文末加了一段话：“这是我的博士生黄仕忠根据我一次辅导课的讲授提纲和录音整理的。第四节里融入了他个人的一些见解。”我为先生整理的另一篇文章是《关汉卿〈玉镜台〉杂剧再评价》，先生也是特地附上一笔：“这是黄仕忠同学根据我的提纲和谈话撰写的。在某些段落还融进他自己的见解，不见拼凑痕迹，这是不容易的。”其实我在整理时改动、调整了先生的一些观点与表述，加了我的浅见，先生却不以为忤，附言肯定。

另一次是黄天骥老师主讲元代钟嗣成的《录鬼簿》。黄老师没有写提纲，即席开讲。切入的角度十分特别，仿佛打开了一扇新的门户，令人思绪万千，更有许多新的角度与新的可能在我脑海中活跃了起来。我的书写速度比较快，把主要内容记录下来了，课后安排新入学的博士生作整理，就把笔记给了他们，可惜最后却未能成文，笔记也遗失了。多年之后，我说起此事，黄老师也说，那天去先生家的路上，忽然灵感触动，纷至沓来，许多以前从来没想过的问题，一下子冒出来，又全部贯通了；可惜事忙，后来这种灵感消失，就再也记不起来了。我觉得十分遗憾，不然，学界应能收获一篇出色的论文。

入学第二年（1987）夏天，黄老师组织在佛山的西樵山举办《长生殿》讨论会，不要求与会学者提交论文，“只带头脑来就可”。事先安排尚宪和我撰写研究综述。我们花了近一个月时间，认真阅读了所有能找到的有关《长生殿》的论文和著作，写出了三万多字的综述，印发给与会代表（其中一万多字后来在《文学研究参考》上发表），也让我们对有关的各类问题，心中有了一个底。

会上的讨论十分精彩而激烈。每提出一个问题，都能引发不同的回应，又引出更深入的思考，更激烈的争论。很多发言我听来十分熟悉，因为之前的论文已有涉及；但又不相同，因为角度、路径有别。学者之间各执己见，互不相让，争得面红耳赤。也因为这样，很多细节，很多从来没有被关注的问题，被一一翻了出来，让人一新耳目。

尚宪曾这样记道：“在花果飘香的夏日，我们与众多师友聚会在南海西樵山麓，一边啖味荔枝，一边细细探究唐明皇与杨贵妃的生死情缘，为《长生殿》扑朔迷离的主题争个不亦乐乎。”

我在记录时，也悄悄地观察着学者的个性。有的性急气盛，抢先发言，逻辑严密，言辞犀利，直入人心，例如南开大学的宁宗一教授；有的则是沉稳含蓄，到最后才发言，已经系统地梳理了前面的讨论，附以己见，给人条理清晰、滴水不漏的印象，例如华东师大的齐森华教授。

会后,我和尚宪根据录音记录成文字，编为《〈长生殿〉讨论集》，由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季思先生十分认真地准备了提纲，作了二十多分钟的发言，会后他又专门审读了我们的记录，做了细致的补充。他说发言时口头表达跟不上思路，会有缺漏。这种认真的态度，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许多年之后，与会学者回忆起来，仍赞不绝口，称这才是真正的学术讨论会。在我迄今为止参加过的会议中，也是找不出第二次同样的研讨会。

1987年冬，在先生家唱堂会：（左起）黄天骥老师、王季思先生、黄仕忠。

那时我们还在先生家里唱“堂会”，从昆曲、现代京剧到地方戏，众位师兄弟(妹)各显身手，连黄天骥老师也一展歌喉，演唱了粤剧，且有身段表演，让王先生十分开心。我也被推上场表演越剧《红楼梦》唱段，民乐专业出身的谢嫂子用二胡伴奏，这是我第一次随伴奏唱曲，一心想着配合，结果总慢半拍。尚宪小声对我说：你只管唱，她是有经验的，会随唱合乐。于是让我对演唱与伴奏的关系有了新的体悟。

三

博士三年，我们是在两位导师的关心与指导下，在一种亢奋的情绪中度过的。中大为博士生提供了单人间寝室，让我们不受干扰地安心学习，当时在全国也是独此一家。

入学报到的那天黄昏，我尚未将宿舍整理好，师兄叫我一起去先生家拜见导师。王先生问：都安顿下来了吗？我们说，房间都定下了，里面还剩些垃圾，清理一下就好。先生听了，有些不高兴。黄老师接话说，报到的日期早就定下的，他们为什么不事先清扫？说要给房管处打电话。我们赶紧说不用不用，我们可以处理。在我们看来，这点事根本算不了什么啊。两位导师对学生的呵护之心，于此可见一斑。

事实上，学校和系里对我们也都是大开绿灯。柏良因为家人孩子要来，希望换个宽敞些的房子，后来就给他换了个套间；又因孩子吵，不利写作，系办公室就为他临时找了个房间，所以他在博士阶段撰述甚多。

入学时，每人都给发了一个经费本，每年八百元经费，都归个人支配，只要符合财务制度，经过导师签字,就可以自由开支。所以1987年暑期，我为散心而有西北之行，前后历时四十三天，经西安、麦积山，兰州、甘南拉不愣寺，西宁、柴达木，转敦煌，再往乌鲁木齐，游历了北疆和南疆。在柴达木往敦煌的戈壁沙滩上，草色遥看近却无，感悟到生命的艰难和个人的渺小；在无边的塔克拉玛干沙漠北沿和劈开漫漫黄沙蜿蜒千余里的黑色公路上，体会到心胸被撕开的感受。正是这次游历，我忽然找到了生命的节律，将混沌复杂的思绪化为有序；而回到广州寝室，首先看到的却是先生嘱师母写给我的安慰的便笺……

多年后，尚宪为我的论文集作序时写道：

绿树掩映的“玉轮轩”里，我们曾无数次围坐在两位恩师的身旁，聆听他们的谆谆教诲，感受一代大师的道德文章和崇高风范。每年初夏时分，我们趴在宿舍窗口，用细竹竿勾取洁白的玉兰花，给远方的亲友寄去缕缕芳香；秋冬时节，我们常常在江堤上漫步，看着夕阳将珠江染成一派通红，然后踏着暮色回到斗室，黄卷青灯读到深夜。元旦晚会上，我们不敷粉墨就昂然登场，在哄堂大笑声中，串演了一出“歪批三国”。

然而更难忘的，还是三年中那无数次竟夕长谈：在书堆纵横的桌上挪出一小块空间，摆上一把缺了嘴的茶壶，两个锈迹斑斑的小茶杯，泡上一壶从家乡带来的大叶茶，然后就海阔天空地聊将起来。我们聊人生，聊理想，聊家乡趣闻，聊往日师友。常常一聊聊到深更半夜，茶壶里倒出来的水早已淡白无味，而我们的谈兴却越来越浓。一个个想法在神聊中产生，一篇篇文章在聊天后出笼。无论我还是他，每当有了一个新的想法或读书有所得，第一个念头就是找对方聊聊，切磋切磋；每篇文章脱稿后，总要让对方第一个过目，提提意见。有时候干脆合作撰写。这种学问商量之乐，是常人难以体会的。

写到这里，尚宪问我：“有一次你穿着拖鞋去系办公室，被反映到黄天老师那里去了，不知道你是否还记得？”

我说：“知道。那时十分放飞自我，‘目中无人’，以为不同于杭大，反正没人认识我，不用管别人，我所做与人无关。——事实上也是一头沉浸在自己的问题里，每天都在书堆里泡十来个小时。往往是快中午了，才骑个自行车，趿拉着拖鞋就去系里看信，然后飞快返回，从来没去留意别人会怎么看……这种‘与人无关’的感觉，仿佛就在眼前：骑着单车，穿行中大，哪怕知道遇见的人是谁，但既然我们从来没有打过招呼，那就是不认识，对不？我不问候你，你也不用招呼我，大家都省事、省时间，多好！——于是飞驰而过，目不旁视，潇洒快活！”

我们很幸运，就是在这样神采飞扬的日子里，学习、生活、思考、成长，完成学业。

我在第二学年结束时，才确定以“负心婚变母题研究”作为博士论文选题。我硕士时做《琵琶记》的研究，它原是一个负心婚变故事，前身可追溯到宋代的“赵贞女蔡二郎”，甚至上溯到唐人小说《玉川子·邓敞》，其后身则延续到清代《赛琵琶》，当代的《铡美案》。我以此为中心，再作展开，往上追溯到《诗经》的《氓》《谷风》，向下涉及1988年谌容的小说《懒得离婚》，主要就同一事件在古今作品中的不同表现，展开“文学社会学”的解读。表面上看起来这只是我硕士论文的延续，其实这是受王先生《从〈凤求凰〉到〈西厢记〉》《从〈昭君怨〉到〈汉宫秋〉》等论文的影响，而以“负心婚变悲剧”的成立、转换、复现作为元明清三代的阶段性特征，则是以王先生主编的“十大悲剧”序言对悲剧的解说为基础的。这个选题还有着现实的因素，因为当时高考和知青返城所引发的婚恋变故，被视为社会问题，备受争议。——学术研究应当关注社会现实，也是先生一直强调的。

1990年秋，王季思先生（左）与本文作者黄仕忠在广州华南植物园。（王小雷摄）

1991年，我在《文献》杂志上刊出一篇文章，梳理了从《诗经》时代“清庙之声，一唱三叹”，及楚辞之“乱”，吴声西曲的“趋、艳、送”，到唐代《踏摇娘》“旁人齐声和之”，《小孙屠》的“和”“和同前”，再到弋阳腔的“一唱众和”，说明“帮腔合唱”源远流长，在南戏中已是常态，而不是弋阳腔的发明。我去拜见先生，先生说他收到了杂志社赠刊，读过这篇文章了，并有嘉许之意，让我按这个路子走下去就好。这让我深感喜悦，又解释道，文章寄出后，还找到好多资料，没能放进去。先生听后，呵呵笑了，轻声说：结论对，材料会越来越多，找不完的，也不用都放的呢。——我这篇文章虽是以考证为主，却也是学习了先生一贯主张的上下打通的模式。

尚宪后来记述道：“有位友人读了仕忠某篇文章后，很感慨地对我说：‘黄仕忠得了徐朔方先生的真传！’我告诉他：你多看他几篇文章，就能看到王先生、黄老师的影响。”诚哉郑兄，确具慧眼。

我们博士毕业时，正值动荡的夏日。先生忧心忡忡。十分遗憾的是，原定邀请北京、上海的学者来主持答辩，最后因故未成，只得临时改请广州本地学者。商议那日，先生老泪纵横，哽咽不能成声。此情此景，至今犹在眼前。

六月中旬的两天，我们三人顺利通过答辩。不久，先生被要求“自愿退休”，从此不再招收研究生。就这样，我们三年的博士生生活，以及我心飞扬的八十年代，从此落下了帷幕。

（本文原题《我心飞扬——记跟随季思师学习的时光》，作者黄仕忠，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国古文献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