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属什么生肖属相什么命,1960年属什么生肖

【传媒故事类话题】

人们在熟悉的生活环境中,偶尔被突然闯入的几个彪形大汉们??黑云压城般凝固着空气;在我很小的时候听过——北平解放前,姥爷家被劫,类似演电影一样,各色人等俱往矣??可是这一幕,再次出现过:几个从辽宁进京讨债者们??如此一个个穿着农村老式棉袄急冲冲光临,且自报家门;我太小,听不懂,他们怎样威胁姥姥和二姥姥,说了一些,过头的话。

说这话的时候,大概是在北房,只二姥姥、姥姥和我三人在一个户口簿上,实在撑不住这高堂屋宇架构。一个成年男子都没有,我就是在这样一个毫无安全感以及归属感的环境中度过的童年——待卖了正房,四合院变成大杂院之后,透明度和隐私权又是新问题,哪怕谁家进出一个人,派出所警员立即赶到问话;轻易不会出现像先前几个陌生大汉强行闯入屋里的状况。

我至今也不知道,大人们谁是债权人,谁是债务人。虽在幼小的心里落下了浓重阴霾,但也确立人生原则:宁可被人骗,绝不骗别人;尤其针对钱财,绝不巧取豪夺,一分钱,也不贪。姥姥的哲学,是路不拾遗;不是拾金不昧,遇事绕着走,不拾更不昧。某年春节,孤独无奈的我无处可去,到动物园前钻水泥管玩;管子里边尽是窃贼甩掉的空钱包,再精致,也不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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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链接:

李兰颂:《关于母亲(母子电话中的口述历史)》

辑注者按:2003年1月1日18:00~19:00、2日17:05~18:05、3日18:15~19:15,李兰颂(以下简称:李)借来东北出差之机,先后三次打电话向母亲刘蕊华(以下简称:刘)询问了若干问题,得到了较为详尽的解答,三次通电话时间约计180分钟。其实,元旦这天的母子通话,是大家刚在饭店聚餐之后各自回到住所的时候才发生的;也许有些对话,特别是儿子如此穷追不舍地寻访爸妈当年从结婚到离婚等缘由或细节,大概只有在不见面的情况下更加便于心路沟通,同时话题一旦被挑开又特别容易做到最大可能的知无不言。

李:妈,互联网上有关我爸的信息已经发布177条之多了,也有牵扯您的地方,基本上是所谓的奇闻轶事,不严肃也不严谨。看来,有些话必须自己说才不至于如此荒谬(我只能这样说)。所以,您向我介绍一下自己的家庭出身和背景情况,尽量多说一些,一定要有根据,我写文章用,还准备出书,也有可能上网。您从我姥爷和姥姥家的事儿说起,不是笼统地说,越具体越好,多说一些细节行吗?

刘:我爸和我,这两代人,按照族谱论,可追溯为计,他是第七代,我是第八代。每到年节,我爸就在家里正屋供奉着的祖宗牌位前边对我说,我们的祖先,刘氏兄弟,一个叫刘义,一个叫刘才,是种地的农民;他们挑着担子,老远地从山东出来闯关东。其中,一个在山海关附近的绥中停下了,另一个出了山海关来到辽宁北镇沟帮子杨胡屯,大概仍然从事农业耕种,顶多算是贫农。我还听说,我的爷爷比贫农滑,不甘种地,设赌放局,赚钱置地,攒下家业。我爷爷有两个儿子,我叔伯那股绝后了,而我爸知道,没儿子不行,光生闺女无法继承家业。我爸的原配夫人去世和长子年幼夭折之后,他就一个接一个地娶姨太太,一心只想生个儿子,好留下继承人。有戏子讨好他,他从来不沾边,怕染上病,耽误后代。他不胡来,不抽大烟,不喝大酒,既不赌,也不嫖,俨然是一个守财奴。他为保住这份家业,专找正经庄稼人家闺女纳妾,又一连四房太太,也没有能够再生出儿子,这也真是绝了!

我爸属猴,1872年出生,1956年去世,享年84周岁。他原名刘焕然,字祥瑞;到北平的时候,报户口叫刘鹤年。他死的时候,拥有共和国的公民选举权,算是寿终正寝。我妈属鸡,1897年出生,1967年去世,享年70周岁。她名叫赵素贞。她在你八个月的时候,就负责照看你,一直到死,你都陪着,有些情况你更清楚。她也十分看重自己拥有的共和国公民选举权,一直把自己的和你姥爷的选民证锁在小保险箱里。据说,我姥爷,原来是给我爸照看园子的人。他有两儿两女,我妈年龄最小,最受疼爱。我姥爷,为了让老闺女不再务农,一辈子享福,找个好人家,就在我妈17岁的时候,让她从聂屯来到杨胡屯,嫁到了刘家。

1926年11月2日,我出生在大连市刺儿沟——家里租的一座旧楼的二楼上,成为刘家最小的一个闺女,叫七姑娘;我出生那年,我爸54周岁、我妈29周岁。我实际并非排行老七。俗话说,四六不成才嘛,在我大姐蕊芬、二姐蕊芝、三姐蕊菁、四姐蕊兰、五姐蕊莲之后,忌讳六的叫法,我顺延成了七姑娘。我爸一向开明,尽管我是七姑娘,却仍一直有学上,小学和中学是在天津、大连读的;我上大学那年,全家早已迁至北平,我爸76周岁、我妈51周岁。

李:我姥爷去世,在我的记忆中似乎总有个影子晃动着,我姥姥有一年清明节带我去过姥爷的墓地东北义园,在北京海淀,离颐和园不远;我二姥去世,最悲惨了,我正在我姥姥娘家聂屯,我五姨从杨胡屯到聂屯通知我姥姥和我的;我姥姥去世,是我叫出租车给她送到人民医院去的??我姥爷和他的太太们的情况,我倒很想知道一些,您叙述一下好吗?

刘:在你出生后第八个月的时候,你被送到我爸妈那儿去照看着的。你姥爷哆哆嗦嗦总想抱抱亲亲你,偌大年纪,着实吓人,你姥姥绝不同意。你对你姥爷的那么一丁点印象,就是那个时候得到的吧。我爸去世,显然是在1956年下半年。家人披麻戴孝,为我爸办葬礼,请人念经三天,还有治丧鼓乐。我正怀着小华沙,身体不便没有去成,你爸参加的葬礼。

我爸的原配夫人,我应该叫她大妈。我们这位,刘家后来的四房太太和四个闺女都未曾谋面的——大妈,不仅生了我的大姐和二姐,还生了一个在我们刘家第八代最需要的继承人。我爸一定非常痛苦,妻子去世、长子夭折,但是他没有填房的意思,谁要嫁到刘家就先当二妈,生了儿子才能够被扶正。那个时候,有些望族人家的闺女是不会同意的,要当就当填房,决不会当二妈,这对普通农户人家的闺女来说倒绝非一定有此奢望。我爸在原配夫人去世和长子年幼夭折之后,决定再次娶妻生子——于是,我二妈本姓刘,最终嫁到刘家,有关刘家继承人的问题,也随之愈加复杂和深刻起来。

刘振贤是我二妈。她曾经向我说起过,在很早的过去,还是闺女的她,隔着院子见过刘家少爷玩耍,而这位大公子死的时候才11周岁。我开始还依稀记得,二妈比我妈年龄大一旬,也属鸡,但是据最近我五姐说,二妈的真实属相是羊;这是因为,老话讲,属羊命苦,尤其女人,二妈就说是属鸡的了。这样说,我二妈可能出生于1883年,一直到1966年去世,活到83周岁,算是好人长寿的那种传统妇女。她长相漂亮、为人也厚道,在大妈之后,明显不能主持家政,又生了我三姐,没有能够完成传宗接代的任务。二妈的闺女,我那三姐,很早就在辽宁老家嫁人了,而三姐的长子孙绍如几乎和我一起长大,孙绍如在北京西四一所兽医学校读书,毕业去的内蒙古。我三姐另三个孩子都在锦州生活。你比我要清楚,我二妈、你二姥对待你像自己亲外孙一样,你很小就和她睡在一起,你们祖孙朝夕相伴将近十年。听我五姐说过,二妈在杨胡屯几乎是饿死的,一连二十多天只喝点水,她终于在你姥姥和你从杨胡屯到聂屯不几天就去世了。五姐给当地农民的钱,不足以买棺材,农民又看人下菜碟,不肯花力气深挖个墓穴,二妈的尸体竟是被炕席卷走用些浮土掩盖在荒野地,很快就让野狗刨出来吃掉的。那毕竟是个连国家主席和开国元勋的性命也毫无保障的动乱年代。

我五姐、你五姨的妈,我叫她西屋妈,你叫她奶奶。也许,你叫她奶奶是她也姓李的缘故,或是你该叫姥姥的人太多,让你有意无意地换一个叫法。我西屋妈叫李静卿,她是在1898年出生的,属狗,与你五姨同一属相,母女俩儿都属狗。1960年她患肝癌去世的时候才62周岁。我西屋妈是义县人,在商弼堡,她胞弟上学,她也陪着学。她嫁到刘家,先后生了我四姐和五姐,只是不甘做小,排法上叫西屋太太;这样,我很自然地叫她西屋妈。解放后,西屋妈的文化派上用场,她成为光荣的自食其力者,腾出了三间东屋当做教室搞扫盲,越来越多的人叫她“李老师”。当老师受人尊重,我爸、我西屋妈去世,就有很多扫盲班的学员前来参加葬礼。

我还有一个姨妈,姓岳,是蒙古族人。她家里长辈人和我爸事先约定,如果她十年内能够为刘家生个儿子,就可以当大太太。她家里总有人一年半载地来打探,十分关心这件事。她呢,身体结实,性格爽快,很有蒙古人特点。我们关系不错,她对我一向挺好的。不过,这位蒙古族姨妈也没有生出儿子来。

可谓妻妾成群,最终未能如愿。我爸的心境受到直接影响:他不愿意继续经营土地和扩充资本,唯一的企盼就是让这份家业不增加也不减少。可是,那个时候土匪泛滥,我爸对此甚为不安,他才40岁吧,就举家从乡下进城。他把约有六百多“天”(待换算)土地全部交给管家照看,直到他80几岁了,也未回去看上一眼。其间,他也曾做过买卖,闹个赔本;把钱放给协和盛,吃点利息。像我爸这样也算有钱的大地主半辈子生活在城市里实属罕见,究其原因有缺少继承人的问题,更主要的还是经常躲避战乱,九一八等事件都促使一大家人跑来跑去,多数时间是在大连、锦州、天津、北平等几个城市里。我还记得,日寇侵占华北之前,我刚5岁吧,爸、妈带着我去的天津,我还不到7岁的时候,爸、妈又带我回的大连。

我爸被日本人抓去过。那是一次既惊险又危险的经历,使一家人都为之万分忧虑,以为这个家失去主心骨从此将崩溃了。日寇侵华对大连实在是高看一眼,大连被日本人叫做“关东州”,给大连仅次于本土的待遇,甚至叫大连人为“关东州”民,管理上也特别严。那时候,我二姐家住在天津,熟人里有一个船员,经常往来于天津和大连海运水路之间,也替我们捎一些东西。有一回,那个船员家里从山东来了个客人,谁知道是一个抗日游击队员。船员被日本人抓了去,让他交待熟人中都有谁,被船员点名者一概都抓进关东州宪兵队。在宪兵队里,我爸没有挨打,只是一个曹长在审讯的时候,用两个废纸团,狠命地往我爸的脸上,摔了两下。天无绝人之路。经过“关东州”厅顾问——邻居刘焕彦作保,日本人才终于把我爸释放。我爸名叫刘焕然,与刘焕彦一字之差,又是谐音然彦难分,又都住在沙子口区,往来信函和请柬之类,常被邮寄串户,自然需要退换,一来二往,两人见面。刘焕彦,长相好,戴眼镜,人品好,挺有为;年龄整小我爸两旬,跟着日本人混差事,被提升为“关东州”厅顾问,位置不低,毫无实权,有机会就偏向中国人,经常给说个情什么的。我家在大连有半趟街的房子,刘焕彦却并不富裕,这样,就在我家搬到锦州住的时候,则委托刘焕彦照看大连的房子。日寇投降,刘焕彦一家到锦州找我爸,又被安排在我家后院住。内战吃紧,刘焕彦一家搬至北平,他亲戚家。我们简直成了世交。据说在解放后,刘焕彦被定为汉奸,判有期徒刑十五年,押至黑龙江密山劳改,但他觉得冤,割腕自缢了。这话是刘焕彦住在北京的子女讲的,我们有过来往,曾经多次见面。

北平解放前夕,我爸也想去过台湾,买飞机票的事都商议过的;这一次又是为了躲避,他实在是不了解共产党和八路军。但是,一来,买全家人飞机票的钱显然不足;二来,他的年龄过大也根本折腾不起;三呢,全家离开杨胡屯,将近四十年,土地一直托人代管,老家的人们谁还知道有个刘焕然,他是既无仇家、更无冤家的人,毫无所忌,不走也罢。起初,是我二姐夫到沈阳充当接收大员,他的一个亲戚是位高端民主人士,从重庆回北平,乘飞机赴沈阳接收伪逆产,在地产局当差。我二姐夫身着海军尼西装,装模作样的,像真的官吏一样,到锦州看我爸,顺便把自家的地也卖了,以便到北平换黄金和白布。辽沈战役打响,我二姐夫建议我爸也卖地,然后买黄金和白布,运到北平来,以用于生活。我爸似乎不喜欢黄金,觉得黄金不如白布,更舍不得卖地,只卖了很少一点地。当我爸妈真正想卖地了,正在杨胡屯立地契的时候,老家的土地却卖不成了,东北实行了土地改革,北平一举和平解放。我二姐夫没地,黄金、白布和房产均为生活资料,没被定为地主;可是我爸,一念之差,地没卖成,黄金、白布没换来,房子只十几间,不仅所谓的生产资料没落下,还当了一个没地的地主,聊以自慰是:到死享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选举权。我爸作为地主分子属于寿终正寝,而后来,地主家庭的其他成员,在极左的年代里,却没一个不是历尽千难万险,才终于熬过这些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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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从1947年到1958年,您在十一年间,一共在北平暨北京住过七个地方,没离开过东城西城,具体说是哪几条街和哪几个胡同,都是在怎样的情形和背景下调换的,这之中一定有些故事可以讲吧?

刘:先说从1947年到1954年的五个住所。

第一个住所。我二姐夫肖家的四叔开的养鸡场,地址在东直门大街88号,院子的形状又大又长;我爸、妈带我来北京之初,我们就住在这里。在大连读初中和高中四年时间,在北平补习英语又两年时间。我妈和我二姐都读私塾。与此同时,我爸叫文质堂,二妈叫文生堂,我妈叫文素堂,等等,等等,谁的东西就在布条上写谁的堂,全家存钱,也是如此??在天津,回大连,各堂均有存款,用铁桶装的大洋,存在花旗银行。我二姐夫,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他的胞弟,是上海交通大学毕业生。抗战胜利了,国民党来了,倒霉的事,随之出现。我二姐夫的胞弟的大舅子是个军团长,抗战在重庆,回来做黄金生意,还倒卖西药。我二姐夫建议我们投资,谁料到国民党特意失败,侵吞了巨款。我家各堂的钱,自然都在其中;还有,我叔伯婶寄存我家的钱,一向很放心的,钥匙都不曾看过,这回也全赔了进去。我二姐夫,看账完了,说实话了;我家赔得惨透了,办法也都想尽了,我爸一辈子哪儿干过这种事,应该如何赔偿这位叔伯婶呢?分家,变卖财产,连我二姐夫也是如此,总算是偿还了我那叔伯婶的这么一笔钱。

第二个住所。有个人叫金小川,是我爸姥姥家的一个表弟,我称他叔。他读过洋书,在沟帮子当火车列车长。当时,他看形势太乱,便提早卖了沟帮子的地,到北京在北新桥一带买了房,开办“日增”粮栈。每次逃难走,人家都帮忙,依我爸分析暂时不能回东北了,我又上大学,二姐夫肖家还老吵架,就先做出决定,借住在金小川在“日增”粮栈附近、靠东直门内大街西口、北新桥那头儿——买的一座小院,那里有三间房,存粮和看粮的地儿。这时候,锦州的亲戚,不止是一家,也由于战乱跑到北平,他们纷纷把金银首饰存放在我妈这里,也就是“日增”粮栈原有的衣柜里。那年家里遭遇抢劫,我骑自行车,去我二姐夫家报信儿,就在这儿急奔而去的——他们全家知识分子,待人处事很有预见。

第三个住所。当东北真的回不成了,就通过金小川,在东四十一条租了房,胡同口那儿,四十几号。我上学,出铁狮子胡同(后改称张自忠路),穿过后门桥,是护国寺大街,就到了辅仁大学。以前那儿有国民党的空军司令部,现在还有梅兰芳故居。当时叫做,北大穷,师大破,抗战期间,学生们一般去重庆,上延安的并不多。我二姐夫肖家的八姑、九姑、十一姑,与王光美是同一时期辅仁的学生;而我二姐的大女儿肖温温大我两岁,她又与王光和、何鲁丽等一起在北京大学医学院学医。我上辅仁大学,也许受此影响。校友里有袁世凯的孙子、鲁迅的儿子;大宅门岳家老店的胖姑娘,喜欢吃零食,涂口红,染红指甲,穿皮大衣,长毛绒,天津八大家之一,属于袁世凯家族,有钱,小姐,这样的人能上北大吗?说到钱,却要说,在那个时候,租房和上学,需要交付给房东和校董成袋的面粉,东四十一条的房月租金十一袋面,而我上辅仁大学一学期一袋半面。

第四个住所。内战形势进一步地紧张起来,我们从东四十一条搬到八面槽胡同,离锡拉胡同比较近。何思源市长住在锡拉胡同,何鲁丽的小妹被炸死那天,“砰”的一声巨响,我们都听到了。住在八面槽胡同,是给一个上香港的工程师看房,不必交房租,但我爸经常咳嗽,引起邻居反感,住得仍不自在。我在辅仁大学读大三的时候,是1951年11月,参加了全国政协土地改革工作团第十六团,团长是冯玉祥的前任秘书吴组缃,先到武汉集训,准备去湖南,结果改去江西,到了南昌,又去上饶。那里土地贫瘠,家有四十亩地,一准儿会被定为地主分子。这是我平生第一次最直接地参与和体验革命工作,记忆深刻而特别难忘。

第五个住所。1952年,人民政府提出,对待剥削阶级,没收生产资料,保留生活资料,房子属于后者。我家在大连和锦州有房产,我爸不敢去办手续,担心交不起房产税,还怕去了给扣下。我妈去了锦州,卖了挺大的院子,才有钱在北京买房。大连的房,却没去办手续,足有半趟街的房,以后则因为年代久远而无人受理了。我五姐夫是锦州人,毕业于北洋工学院电机系,归北大以后,来北平念书。我五姐夫解家,看西直门的一处房,没看中,我爸呢,却执意要买下来。这处房子,西直门南小街弓弦胡同4号(后改称南弓背胡同11号)地处城边,过去还有皇骑马圈,旁边就是火柴公司,我出入的时候穿裘皮大衣都引起巡警的特别关注,加之包工头偷工减料,房子质量实在很差,正房的大山墙都是买下后不得不重修的,所以,我五姐夫解家没看中,我们也都反对买下来。当时叫做“东富西穷”。我五姐夫解家买了西单红庙胡同的房,后又换到了西交民巷。我们没力量这样做,无法挪到东城去,不得已而思其次,最终就住在了福绥境地区——我爸妈、你姥爷姥姥去世的地方,也是你从1956年成长到1966年的地方、你从婴儿到少年生活和学习的地方。

再说从1954年到1958年的两个住所。

(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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