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伯尼克,清明,安伯墓前三支烟

文/卢锡铭

旧时,乡里祭祖是一件极为隆重的事。每到清明时节,从各地赶回来的族中男丁,一大早就在祠堂集结,他们迎着晨曦,抬着金猪,挑着元宝蜡烛,扛着鞭炮及各种祭品,浩浩荡荡地向祖坟进发,祖坟在本地的,路程最多三五里,祖坟在外地的还得穿州过岭,走上二三十里亦是常有的事。而穿州过海跨小桥,一路山光水色,燕舞莺啼,绿草如茵,流水如吟,也着实把青踏了一遍。

我的家乡地处珠江三角洲,属于河网与丘陵交织的地带,那时兴土葬,一般村中有人仙逝,后人会找个罗庚先生(风水佬)在山丘上找块风水宝地埋了,什么“左青龙右白虎”,什么“远眺有山水,背后有靠山,左右有交椅位”,噱头可多着呢。于是水土稍佳的山丘,随着岁月的推移,坟墓越来越密集。因为墓地都在山上因而乡里人把祭祖唤作“拜山”,亦有人说“行青”。这两种叫法也颇为传神,前者,因为墓都在山上,烧香拜祖仿如拜山。后者,一路踏着春色而行,无异于行青。这情景也着实有点壮观。

这些连绵起伏的山丘,虽有古木参天,清溪流韵,平日却是人烟稀少,一片沉寂,只有清明重九,才会蓦然沸腾起来,拜山的人潮一浪接着一浪,爆竹声此起彼伏,谷应山鸣,香火与岚影浑然一体,在山际间缭绕飘荡,若是碰上绵绵细雨,更显烟雨凄迷。拜祭后的黄昏,一抹斜阳在雨后的林间洒下斑驳的光影,映照着漫山遍野丢弃的供果,散发着一种浓烈的沧桑意味。然而,此刻正是乞丐与流浪者活动的黄金时段,他们提着粮袋满山逡巡,那些鱼呀虾呀蟹呀之类的供品便是他们的盛宴佳肴。

拜奠的队伍回到村中祠堂,最热闹的场面是分金猪,它由族中长者主持,族中数位壮年挥刀,将烧猪劈成一块一块,男丁一人一份,这就是所谓:“太公分猪肉”。有些家中男孩尚幼,为了能分到这份猪肉,便由稍大的姐姐背上,真可谓是“三斤驮二斤”,哪怕要翻山越岭,她还是乐也陶陶地成行。若是男丁分不到一份,那是一桩很大剂的事,这意味着被族人踢出围,只有犯了族规的人,才会遭此惩罚。

祭祖可分大族祭和小族祭,大族就是同村同族,甚至不同村同族的,远朔五代之远,小族则是近三代的才聚在一起。我父亲三代单传,在族中属于很弱的一支,祭祖既没有那种浩浩荡荡的壮观,也没有那种抬金猪、放长鞭炮的奢华。虽是如此,每到清明重九,我们兄弟几人还是感到莫名的兴奋。那个年代学校是放假扫墓的,当时乡间流传一句俚话:“清明重九,先生唔走学仔走!”老爸是一个极其看重扫墓的人,一大早他便提前把一个个祖坟的杂草除干净,午饭后带我们兄弟三人,逐个逐个坟地奠拜,要转好几个山头呢。一路上风景是那么迷人,那满山满岭的古松杂树,飞翠流绿;那纵横交错的流溪,浅唱低吟;那满坡满沟的覆盘子、山棯,泛红吐紫,清香扑鼻。

这几座祖坟均遥对珠江口,这个时令江面上往往烟雨迷蒙,那屹立大海的岛屿,那追着流云的帆影,若隐若现,呈现一种朦胧美。若是雨后斜阳,则是彩霞满天,有时在海天相接处,还会出现一弯彩虹。每次行青,我们都受到大自然一种美的熏陶。其实老爸也说不清楚哪个坟葬的是哪位祖先,他记得最清楚是他自己的父母,拜祭时他在坟前摆上佳肴、果品、酒水,然后压上纸钱,插上香烛,神情庄重地敬香、洒酒,默默地跪拜、祈愿,那种认真、那种虔诚,我至今记忆犹新。

拜奠完毕他会在古松掩映、香火缭绕的坟前跟我们讲起祖辈的故事。祖父早年家中没田没地,手中也没技能,只身漂洋过海到安南(今称越南)谋生,在矿山开矿,在淘金坑淘金,在小食店洗“大银”,后来染上了鸦片烟瘾,害了一场大病回来不久便去世了。祖母伤心得哭瞎了眼睛,那年父亲才6岁,祖母是靠帮别人缝补衣服和舂米赚点钱,把父亲拉扯大的,因为祖母眼瞎缝补衣服时常被针刺得鲜血直流,每讲至此父亲的眼睛都闪着泪花。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我姑妈不够8岁就卖到富裕人家当妹仔,辗转在香港、澳门、广州等地,后来在广州嫁了一个好人家,才跟老家联系上。父亲7岁便下田拾稻穗或提着篮子装点小食跟收割的人“兑禾桶谷”,在童年他从来没穿过鞋,有双木屐穿他便会高兴得跳起来。他从没读过书,8岁便在商店当伙计,每至商店打烊,便点起油灯请老伙计教他认字和打算盘,几年后居然能把算子打得啪啪响,算得又快又准呢,且还写得一手好字。农忙时也返家帮手,犁田耙田插秧都是一把好手,有次全乡插秧比赛他还夺了头筹,当然这是他年过半百的后话。

在二十一世纪四十年代初期,父亲终于与我姑妈联系上,去广州打了好多年的工。再后来得到姑妈的一些资助,父亲在土改前两年回乡办起席厂来,他既是席厂的管理者亦是染草技术工的姣姣者。我自小就佩服我老爸,他用勤劳和智慧撑起一个九口之家,也从那时候起在我的幼小心灵里便明白做人要知道感恩,要想在社会上立足得靠自己努力磨出一身真本事来。

出省城广州读书与工作之后,虽然离故乡稍远了,我依然牵挂着清明节,只要能抽空我都会赶回去。那时候我老爸老妈还健在,一则趁这个机会看看两位老人家;二则看看故园的山山水水释放一腔乡愁;三则是我着实惦记着安息在村后山岗上的安伯

说起来安伯与我们并没有血缘关系,却与我们家有割不断的情缘。安伯从小就是一个孤儿,年轻时便替一富庶人家打长工,东家为了控制他,诱他吸上了鸦片,弄得他一年到头为东家白干活,且中年还未过便患上帕金森症,东家见他没有力气再干重活,便一脚把他踹了出来。我父母很同情他,因为从祖父的身上,知道吸毒害人,就帮他戒了毒,还替他找了一份工作。不久后土地改革,村里组织了互助组,把一些孤寡老人都分到一些殷实人家里去,我爸是互助组的组长,当然不会袖手旁观,于是安伯成了我家中的一员。后来,互助组解散了,他仍留在我们家中,我们兄弟姐妹几人都把他当成伯父来尊敬,他亦把我们当作子侄般疼爱。有两件事令我终身难忘。

记得我7岁那年初夏的一个黄昏,放学后的我牵着一头大水牛在田埂上放牧。水牛不知何故受惊,突然撒起四蹄狂奔,来不及松脱手中缰绳的我,一下被拉得趴在地上,并像被拉雪橇一样,瞬间便被拖出十多米,我紧闭双目脑袋一片空白。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正在田中耙田的安伯见状,马上扔下牛鞭,一轮箭步扑到水牛前面,一把揪住牛的笼头,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动作,弄不好会让狂奔的牛连肚皮都踩破。他制服了发了癫一般的牛,一把将我从地上抱起。差点吓昏的我,此刻才哇的一声哭出声来。他见我的下唇摔破,正在汩汩地流血,忙从口袋中掏出一包烟丝,往我的伤口一捂,然后从上衣撕下一块布,替我包扎起来。见我的血还在不断涌出,他慌了神,背着我向家中一溜猛跑,回到家中把我安放在一张宽板凳上。他一面捂住我的伤口,一面吩咐人叫医生来,在泪眼朦胧中,我看见他的脸部抽搐着,那种痛苦和关切的眼神我至今历历在目。我嘴唇上至今还有当年摔破留下的疤痕,这是我永生难忘的一个印记。

在三年经济困难时期,正在长身体的我曾有7天没一粒米进肚的记录。咽的都是野菜和粗糠,还有芭蕉树的芯、杨树的嫩叶什么的。大个头的安伯也瘦了一圈。开头他自己动手织网,用楠竹架成一张虾搭,用竹篾织了一个鱼篓,到山坑到氹边到河涌去捕鱼捉虾,晚上还用手电筒去农田捉田鸡。后来打这主意的人多了,鱼虾田鸡都被捉绝了迹,他就老是坐在家门前的小竹椅上望着乡村后山的荒原发呆,过一段时间我看见他带着砍刀和锄头往后山跑,回来后身上划满一道道的血痕。我好生奇怪,偷偷尾随着他看个究竟,原来他在砍了一片簕竹林辟出一块荒地,那簕竹浑身长满又硬又锋利的竹刺,一划便是一道深深的血痕。他在村前村后垃圾堆挑了土,这是一种天然的有机肥,硬把这荒地变成了沃土,在上面种上了烟苗。为防止牲畜践踏,在园的四周种上了剑麻,这剑麻长得又高又大又密,浑身布满尖尖的刺,成了一圈坚固无比的篱笆墙。此后,他天天从村前的池塘挑水,爬近二里的上山小路,一担又一担地浇灌,烟苗绿油油地一天天往上长,他却一天天往下瘦,要知道在食不果腹的日子里,这可是一种高强度和高消耗的体力活啊!

空闲时,安伯把砍来的竹破成篾,然后再织成长方形的竹笪。到了收成季节,他摘下一块块两巴掌大的烟叶,夹在竹笪里放在天棚上晾晒。不到一星期,绿油油的烟叶变成黄澄澄的黄金叶,他取下来逐块逐块地剥去烟梗,每几张烟叶卷成一卷,在板凳上用磨得贼亮的菜刀切成烟丝。他切烟丝的动作,我可要特别留心观察,因为他患了帕金森病,握刀的手颤得厉害,我生怕他把压住烟叶的另一只手的手指切了,可他下刀时又稳又快又准,把烟丝切得如头发丝般细,这仅是他刀法的精湛么?不!那是意志和毅力使然。他把切好的烟丝用杜林纸包好,然后拿去镇上赶集,换回一些米碎和番薯。看见我们兄弟姐妹几人津津有味地喝着番薯粥,他叭哒叭哒地抽着用旧报纸卷着烟梗的“大喇叭”,清癯的脸上荡着一丝平日不易见到的微笑。是他,用他的血汗与爱心,让我们平安地度过饥荒之年啊!

我结婚之后分了家,安伯跟我一起过。1977年恢复高考,高中毕业已11年的我,跨过独木桥考进了大学,此时我已经30岁,已是三个孩子的爸爸。我在广州读大学时,他帮助我爱人支撑着一个家,毕业后我留在城里工作,本想把他与爱人小孩一块接来,他说不习惯城里的生活,要留在乡下跟我父母和弟弟一起过,我拗不过他只好作罢。每次回乡我都带上两条上等的香烟给他,每次接过香烟他总是絮叨:“花那么多钱买那么贵的烟做吔嘢?带两包烟丝就得啦!”他嘴是这样说,心里还是挺高兴的,看他那微微向上翘的嘴角便知道。我知道他看重的不是那上等香烟,而是那份剪不断品还甜的亲情和孝心。

他病危的时候,我刚好出国考察,据家里人说,他在弥留之际还叨念着我。没能赶上为他送终是我一生的遗憾一生的痛。

如今,珠江三角洲兴起了墓园,比起以前的坟地奢华了,气派了,集中了,但少了以前的那份野气、那份幽静、那份水清与山明。所以扫墓时兼踏青的那份闲逸、那份清爽、那份自然没有了。现在有钱的人多了,攀比之心重了,祭祖也摆起排场与阔气来,清明祭祖的花样也在不断翻新,不仅是烧猪越弄越大,鞭炮越放越长,烧冥币也越烧越多,而且还烧一大堆纸糊的手机、冰箱、信用卡、奔驰车、别墅甚至还有佣人、保镖什么的,弄得整个墓园火光冲天,烟雾腾腾,令扫墓之人心烦气燥。

我始终不忘在安伯墓前供上三支上等香烟,因为我知道他一生爱烟,哪怕是中年后患上帕金森症,也不肯放弃这种嗜好。我清晰地记起,他把粗粗的烟梗切成细细的“烟丝”的那种专注,用旧报纸把“烟丝”卷成一支支“大喇叭”的那种认真,把“大喇叭”一支支装进烟盒的那种惬意。我更忘不了的是,他抽“大喇叭”所蕴含的那种爱和恩情。这种爱和恩情我们十辈子也还不清啊!

每次清明扫墓归来,我心中都油然萌生一种感慨。扫墓缅怀先辈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这无疑要传承下去。然而待好每一位活着的亲人和恩人恐怕更为重要。乡中有句俚语:生前给一颗豆豉,胜过死后供一头金猪。是的,生前对父母尽点孝心,让他们颐养天年,比死后为他们烧金山银山靓车别墅,不知要胜多少百倍,泉下毕竟是一个虚幻世界,哪怕是最奢华的供品,他们能享受得到么?倘若他们知道后人如此烧钱亦会感到浪费与心疼的,而让他们生前活好每一天那是最为实际的。

此外,人的一生要经历多少风雨,要踏过多少坎坷,又有多少人在我们艰难的时候授以援手,这援手是多么的温暖,多么的有力,多么的珍贵,正因为有这些援手我们才得以渡过一个个难关,受伤的心灵才得以抚平。当然,施恩者未必图报,有些连姓名也没有留下来,可是受人恩惠千年记,正所谓“滴水之恩,涌泉相报”,这也应该是中华民族的一种传统美德吧?试问一个不珍惜亲情的人,他怎么懂得去爱别人?一个不懂感恩的人,他又如何懂得去爱集体、去爱民族、去爱国家?更遑论去报效它们了。倘若一个国家,每一个人都珍惜亲情,都懂得感恩,都懂得去爱每一个人,那么这个社会就会少一份戾气,少一份罪恶,多一份和谐,多一份吉祥。

□卢锡铭,编审、作家,现居广州。出版有散文集《带走一盏渔火》《枕水听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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