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

最近几十年，有一个事实一直存在又一直被忽视：女性的最佳受孕年龄一直未变（也就是20岁出头），但多数人的结婚年龄却一直在推迟。而在普婚普育模式下，结婚和生育是必然关联的。晚育导致的焦虑在弥漫。随着年龄增长，女性的生育能力下降得快，在35岁以后加剧。因此，冻卵，在过去十年成了一种市场化、商业化、社会化的解决方案，并且社会性冻卵需求显著增长。

本文作者Anna Louie Sussman，她也到了那个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的“十字路口”了。恋爱，她还在努力；冻卵，她也尝试过（并且还在每年付两笔储卵账单）。这几年来，她观察到了女性与冻卵的哪些现状、又有什么样的感悟思考？本篇译文带您了解Anna的经历。

九年前，我搬离纽约，到华盛顿开启一份新工作。在对事业感到兴奋的同时，我也对扎进一个新的约会对象池充满好奇。当时我三十岁出头，刚和一个比我年长的离异男人分手——我想要一个小孩，但是他不想再要了。一个朋友告诉我，华盛顿男人比纽约男人更想安定下来（尽管，她补充道，很多华盛顿男人都认为自己以后是当总统的料）。

我一头扑进了工作，并用积蓄付了一套向阳的一室户公寓首付。我漆墙，和新朋友们开party，与此同时也开启我的新约会。自从我上一次恢复单身后，事情就变得不一样了。我和前男友在一个网站相识，上面的人们都绞尽脑汁让自己看起来既聪明又有魅力。当代约会几乎就是左滑右滑加上一连串的emoji破译工作：他发那个牛油果是啥意思啊？

我的一些约会经历糟糕到令人发笑，但大多数只是单纯的无聊。曾经有那么一回，通过朋友介绍这样传统的方式，我遇到一个让我燃起一点希望的有趣男人。我邀请他来我家参加派对，而他全程盯着自己的手机。后来，一位坐在他旁边的朋友验证了我的猜想：我的约会对象当时正在刷Tinder。

让这些糟糕的约会变得更艰难的是——我知道我想要小孩。

我对单身生育的可能性持开放态度。我父亲在我七岁时去世，从此我的母亲成为一名单身妈妈，她的单身妈妈身份启发了我（尽管她常常提醒我一个人抚养小孩是“相当难的”）。但我还保有一颗浪漫主义者的初心：我父母是一见钟情的，我不愿意放弃与某个良人相伴的想法。

坐在诊所，我仿佛身处一部反乌托邦式浪漫喜剧

我不记得第一次听说人可以冻卵是什么时候了，但随着时间流逝，这个想法变得越来越吸引人。它就像是在寻找伴侣的同时，为自己赢得时间的一种方式。在没完没了的、令人失望的滑动之间，我还想找到一些对未来的掌控。

那时候，我能找到的唯一一本关于这个主题的书，是莎拉·伊丽莎白·理查兹的《重新编排的母职》(Motherhood, Rescheduled)。这本书对于冻卵技术或是成功率的介绍都极为简略（这项技术实在是太过新颖以至于没有足够的数据支持）。在尽可能全面地调研后，包括与冻过卵的朋友交流后，我安排了一次咨询。

生殖诊所的等候室里挤满了和我一般年龄的女性，都挎着托特包，穿着实用的平底鞋，顶着吹过造型的头发。当前台叫出“Amanda”的名字时，几位女性同时抬起了头。我觉得自己仿佛身处一部反乌托邦式浪漫喜剧，我们都为了和亚当·桑德勒解冻卵子而竞争。（编辑注：亚当·桑德勒，美国男演员、喜剧明星。“解冻卵子”是指解冻卵子并且使其受精成为受精卵。下文同。）

我做了超声检查和血液测试，接着，医生在一张纸上潦草地写下超大的数字，标明每一阶段可能产生的费用。每个周期至少要花费10000美元，甚至更多。

这家节奏轻率的诊所就像一条人类生产流水线，我后来再也没去过。

在你寻找生殖服务前，它们会先找到你

数千年来，人类几乎无法为自己何时生孩子做主。在20世纪，随着社会习俗的变化和科学的进步，何时、是否要孩子都成为了一种选择，至少在较富裕国家是这样。

男女两性普遍开始推迟做这一选择的时间，用省下的时间提升收入潜力。而高昂的房价和育儿成本意味着，即使你们是高收入群体，生孩子在经济层面似乎并非一个理性选择。所以，很多人到最后一刻才做决定也就不足为奇了。

但这个“最后一刻”在男人和女人之间有些不同。

尽管男性的生育能力随着年龄增长而下降——这个事实相对来说被提起得不多，女性的生育能力可能更早下降，并在35岁以后加剧。最佳受孕年龄一直未变，也就是20岁出头，但多数人的结婚年龄却一直在推迟。1940-1970年代，美国女性平均结婚年龄为20岁；现在的平均结婚年龄则将近29岁。美国女性组建家庭的时间也从1970年代初的21岁提高到今天的27岁。女性晚育趋势还反映在其ta富裕国家：在英国，到2017年，选择在35岁以上生育的女性数量是1980年的三倍。

过去十年，冻卵成为市场应对来自社会的、生物学的与经济上的压力使女性在终于准备好生育时却很难怀上孩子的解决方案。冻卵程序始于1980年代，但长期以来主要用于为接受癌症治疗的女性保留生育能力。2012年，美国生殖医学学会认定，冷冻卵子“不再是实验性的”，至此，冻卵可适用于一般性场景。

尽管只有一小部分育龄妇女选用了这项服务，但社会性冻卵需求（相对于医疗性需求）增长显著。据辅助生殖技术学会，2019年美国有超过16000名女性冷冻自己的卵子以保留生育能力，人数比上一年增加了24%（在2014年，还只有6000人）。2010年至2016年间，英国接受冻卵周期的人数增加了六倍。

冻卵总是被媒体描述为一种事业型女性的生活窍门

随着社会性冻卵兴起，媒体倾向于将其描述为一种事业型女性的生活窍门。“冷冻你的卵子，解放你的事业（Freeze Your Eggs, Free Your Career）”，2014年《彭博商业周刊》的封面上印着这样的标语。那一年，脸书和苹果均开始为员工支付冻卵费用，至于这是一种对女性所作牺牲的支持性认可，还是一种将女性束缚在办公桌前的冷漠手段则见仁见智。

尽管我十分看重我的事业，但我也会抽出时间来约会。我真的找不到一个喜欢到我愿意和他一起生孩子的男人。

在这方面我并不是孤身一人。摩根士丹利的经济学家预测，到2030年，45%的25-44岁美国女性将是单身。米凯拉（化名）是一名接受过常春藤教育的女企业家，今年三十多岁，住在纽约。她一直想要孩子，自从上一段长期关系结束后，她在寻找伴侣时采用了和她经营企业时一样的实用主义。

米凯拉身材高挑性感，有着贝蒂娃娃同款睫毛，过去七年里，她与不下150个男人约过会。她先后尝试过OKCupid（“我最喜欢的”）、Jdate（“糟糕的界面”）、Hinge（“太棒了，只显示朋友的Facebook朋友”）、Tinder（“杀死了浪漫”）、Bumble（“很棒”）、Happ 'n（“有点怪”）和最初只限藤校用户的The League（“真正的精英”）。

如果能找到真命天子的话，米凯拉很乐意少花些时间在工作上，遗憾的是，根本没找到。米凯拉第一次听说冻卵时，这是一种近乎荒谬的奢侈：她还有高额的信用卡债务和学生贷款。但随着40岁的临近，她决定搏一把，攒钱并借款，直到足够支付。她的卵子会一直在冰上，直到她遇到值得为之解冻的人。

大多数选择冻卵的女性是因为缺少伴侣。

2014年至2016年间，多项研究显示，数千名来自美国、荷兰、新加坡的女性，都将缺乏伴侣作为考虑冻卵的重要理由。2018年的一项研究显示，150名以色列和美国女性被问及为什么冻卵，85%的人表示是因为没有遇到合适的伴侣；只有两名女性是为了专注于事业。

耶鲁大学医学人类学家玛西娅·因霍恩是研究团队的成员之一。现年六十多岁的因霍恩曾经假设，约会对于当今受过教育的女性来说要比她那一代人更容易，因为她不得不与理想型家庭主妇的身份迷思作斗争。她不安地发现，事情似乎越来越难了。“作为年长一代的女权主义学者，这让我感到震惊。”

女性为何越来越难脱单？一种理论认为，是因为符合条件的男性存在短缺——也就是有同等学位的男性，在我们祖父母那一代，大学里的男性人数超过女性：1960年在美国，每有1名女性毕业生，就有1.6名男性毕业生；随后，第二波女权主义浪潮来袭。如今，每4名女性毕业生只对应有3名男性毕业生。简而言之，女性身边没有足够的受过高等教育的男人。

你的约会对象是否有学位证书无关紧要，但如果你是想要小孩，那就事关重大了。根据美国劳工统计局的数据，2020年拥有学士学位的劳动者每周收入1305美元，而拥有高中文凭的劳动者每周收入为781美元。如果你想在纽约这样的地方建立家庭，那么有钱会更好。据经济政策研究所（一家智库）估算，在纽约，照顾一名婴儿平均每年花费超过15000美元，我附近的日托机构收取的费用是这个数字的两倍。这还没算上你天文数字般的房租。一份薪水，即使是高薪，有时也无济于事。寻找有钱老公生育的女性也许看起来有些算计，但她们别无选择。

作为一名女权主义者，接受这一点还是让我有些不适，但金钱可能已经塑造了我自己的约会方式。我从年轻时失去父亲吸取的一个教训是，依靠男人的收入是不明智的。我一直自己养活自己（现在还有一只牙医费用高得离谱的小狗），并未有意识地寻找有钱人。事实上，我通常避免接触金融男——这在纽约并不容易。

根本没有足够多受过大学教育的男人来约会

但我想知道，给人创造无限可能性幻觉的约会软件，是否鼓励我们永远在搜寻世界上最好的东西：一个你觉得产生了联结，又赚着体面工资的人。这是否让我过快地划走那些表现出财务不稳定的约会资料？我很想回答不是，但我也不排除这个可能。

受过教育的女性过剩对男性有什么影响？

《约会经济学：约会如何成为不平衡的数字游戏》一书的作者乔恩·比尔格认为，受过大学教育的男性知道他们有很多选择，在20到30多岁时对建立一段认真关系的压力较小。如果女性真的倾向于选择高收入者，那么男性也会面临更大的压力，让他们也要花这些年的时间发展自己的事业。举个恰当的例子：50 多岁的男性高管在他们的约会资料上写着，他们终于“准备好”与一个伴侣共同建立生活了。

美国最受欢迎的冷冻卵子诊所Extend Fertility有一则电视广告，两个绘着浓重眼妆的粉色卡通彩蛋聊天。“你不应该仅仅为了组建家庭而找一个错的人”，其中一位对她的朋友说。另一个场景中，一个彩蛋躺在吊床上，沉思道：“如果你冻卵，你所有的生育焦虑很容易都过去了……”

其实，这则广告与现实之间存在脱节：这是一种昂贵的侵入式的医疗手术，且成功的机会非常小。

自从我第一次为自己研究冻卵程序以来，关于冻卵的营销已经加快了几个档。风投和私募公司已经入局，刺激供应商更加雄心勃勃，他们现在直接向消费者兜售希望。

一旦女性进入20多岁的中后期，她们就会开始在社交媒体上看到冻卵的广告，诊所往往将冻卵营销为一种赋权行为，而非不得已的选择。一家诊所直接派车到纽约街头，为路人提供免费的生殖检查。

疫情前，美国千禧一代被鼓励去生殖诊所参加“冻卵派对”：这些活动会提供一些茶点，女性们听完一个讲座，然后开始提问题。2018年，我曾以记者身份参加过几回。通常，由诊所的主治医生进行演讲，内容从华而不实又单调的PPT，到即使在二手车销售门市部听到也不会觉得出戏的有关什么高辛烷值的夸夸其谈。

观众提的绝大多数问题都是关于成功率，但诊所很难给出清晰的、令人放心的答案。“社会性冻卵”开放十年以来，很少有女性解冻卵子去生育，因此缺乏足够数据来得出明确结论。不过，现有的证据也并不乐观。2016年，西班牙一项研究表明，35-39岁的女性在冻卵时，只有近30%的几率怀上宝宝。一些专家则更为悲观：2020年，伦敦帝国理工学院生育学教授罗伯特·温斯顿估计，从冷冻卵子中生出婴儿的概率约为2%。

成功几率主要取决于女性冻卵时的年龄，而35岁以下女性机会更大。有时候，女性会被建议考虑使用供体精子来对她们的卵子进行受精，因为相较于非常脆弱的卵子，胚胎更容易冷冻保存。试管婴儿的成功率取决于多种因素，包括精子的质量。但无论你用哪种方式，最终生个孩子都绝不是一件“太容易”的事。

我花10000美金冻卵，却热切希望永远也用不上

在我首次进行冻卵咨询的一年后，我34岁了，还是单身。

我发现，欧洲的冻卵诊所收费只有美国的一半不到。即使考虑上差旅费用，也还是很划算。

诊所在意大利博洛尼亚，比华盛顿的那家更加冷清。最初的两周里，我和医生们努力让我的卵巢环境达到需要的水平。一名女性在正常的月经周期中每月排出两个卵子，但生殖诊所认为ta们需要大约15到20个卵子才能获得较佳的生育机会，因此ta们会提供激素来刺激卵巢，以期获得“丰收”。

我每隔一天的上午去诊所做一次超声波检查，看看卵子对治疗的反应如何。然后，我可以自由地在城市里闲逛，品尝意大利饺子，享用冰淇淋。晚间自行操作的激素注射就显得不那么愉快了：我要打开一个小玻璃药瓶，生怕因为浪费一滴珍贵的药水让我失去生孩子的机会。

当卵子成熟到我的卵巢即将排出它们的程度时，我接受了一次取卵手术，这是在全身麻醉下进行的。大约半小时后我醒来，有点头昏眼花，变了，又似乎没变。然后，我结清了账单。

我妈来意大利陪我康复，但术后我感觉太正常了，所以我们不顾医生让我休息的建议，搭火车去维罗纳，在那里吃了美味的披萨。第二天，我们在罗马和我的教母会合。这次旅行堪称一次美食放纵、母女关系和促卵泡激素注射的超现实组合。

事实证明，生成的卵泡并不多。有13个能存活的卵子：还不错，但不太理想。我考虑了一下再来一轮的想法，但一位朋友建议我在花出更多积蓄前稍等片刻，要为个人生活的积极发展留点时间。

两年后，36岁的我来到欧洲另一家生殖诊所进行第二轮检查，这次是在马德里。那时，我的爱情生活如此黯淡，以至于得知在线约会软件在冻卵诊所持有股份时，我并不感到惊讶。

周期完成时，我已经至少花费了10000美元在冻卵上，我真诚地希望永远不需要用到这些卵子。我仍然期待认识一个很棒的人，拥有一个有意义且充实的伙伴关系，并以传统的方式怀孕（生育专家开玩笑地将其形容为“ibf”，即床上受精法，“in-bed fertilisation”）。

四年以后，大洋彼岸液氮中保存的几颗卵子也提出了一系列新的问题：我可以自己生育吗？我需要多少钱？

我发现自己一直在计算，将我不可预测的自由职业收入映射到未来，并想象未来的我为我假想的孩子支出的每一笔大开销（“我很抱歉我们没有钱付你的大学学费，亲爱的，但我真的需要那台MacBook Air来工作”）。米凯拉在冻卵两年后也遭遇了类似的困境：“它开启了我以前从未想过的整个现实，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很难考虑到的结果。”

研究表明，很大一部分回来使用卵子的女性，在尝试怀孕时仍是单身。2018年，一项追踪比利时一家冻卵诊所长达八年的研究找到了证据。在该研究追踪的563名女性中，只有43名返回使用冷冻卵子。她们的平均冻卵年龄为36.5岁，解冻时的平均年龄为42岁，且近一半使用了供体精子，也就是说她们没有伴侣。

我并不为我的冻卵决定而后悔。生活中的很多领域里，运气比努力更重要，而冻卵让我觉得我在这些领域也有一席之地。但自从疫情让“计划”变得无效，我一直在想，我所追寻的控制是否总是虚无的。生活充斥着意外，我的父母曾计划一起变老，但死亡阻碍了他们。

我每年会从欧洲生殖诊所收到两次卵子储存账单，没有什么比在孩子出生之前支付托儿费用更糟糕了。

冻卵公司继续依靠我们的冲动计划为生：诊所报告说，随着约会机会的枯竭，女性在疫情期间“恐慌性冻卵”的人数激增。美国一项研究显示，与疫情前一年的同期相比，从2020年6月到2021年2月，冻卵数目增加了近40%。在此期间，一家名为Shady Grove Fertility的连锁诊所报告称，该诊所旗下36个分支机构的冻卵人数增加了53%，而在疫情前，冻卵人数的年增幅约为20%。

米凯拉仍在大玩约会游戏。她认为，价格不菲的冻卵是防止未来无孩的一份保障，但也仅此而已：“这就像拥有一份并没有卵用的保单一样。”

*本文作者Anna Louie Sussman是纽约的一名记者。

本文与纽约城市大学克雷格·纽马克新闻学研究生院-麦格劳商业新闻中心联合制作

找文章｜小敏

翻译 | Joe

校对 | Amelia Liu

编辑 | 惠子

图片来源 | unsplash

转载来源：未来家Famil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