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幸成为共和国第一批女学生

文/张兰玉 整理推荐/卢明

一

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春节，是个革命化的春节。村里成立了宣传队，宣传破除迷信，移风易俗。就是不允许烧香、磕头、请财神、请灶王爷、搭天爷爷棚等封建迷信活动。弟弟寄来了二十块钱，这更让我们这个年过得富裕起来。爹赶了个郭屯集，买了丰富的年货，让我去把姥姥接过来一块过个团圆年。可姥姥说啥也不到我家来，我不忍心让姥姥一个人在家过年。只好把娘做好的年货拿一份，去和姥姥一块过年。

过了这个年我就二十三岁，这在当时是前所未有的老姑娘了。姥姥家都知道我入了佛门，那时婚姻还是由父母包办，姥姥不能代替父母，所以没有给我提媒的。

实际上自我有病以来，心里就不信佛了，佛并没给我带来任何幸福，是共产党让爹娘回到家，还分了地。是姥姥给我看好了病，给我了第二次生命。

可是家里就是另一番景象：爹娘离家十多年了，一些亲戚朋友，包括邻居都凑这个闲时候来看看爹娘，一番问候以后就免不了提起我的婚事。也有直接上门提亲的，爹娘都认真记下他们的条件，认为是该考虑我的婚事的时候了。

正因如此，过了年我回来，爹娘就给我讲这件事，问我愿意哪家的。

我听了都不满意，有的是成分不好，有的是父母不全，还有的是弟兄们太多，等等。爹看我沉闷不语，也猜出了几分，抱歉地说：“都是我不好，出去那么多年，把你的婚事耽误了。你这个岁数，好主都成家了，剩下的都有缺点。不过日子在人过，也不能光看眼前，挑个正儿八经过日子的小孩就行。”

娘说：“我看那弟兄六个的就行，他因为是老大才难说媳妇。听你大娘说，他父母都是老实人，人品是没说的，很懂事很勤快。和你同岁，都是属兔的，两个兔子是不会打架的，”

我知道弟兄多了难说媳妇的原因，是很难得老人点什么，甚至连房子也盖不起。特别是老大，要是嫁给他，小叔子们结婚以前的衣服、鞋都得我做，我将被缠在繁重的家务劳动之中，怎么孝顺姥姥啊！

想到这里，我提出个大胆的想法，也是在我心中酝酿很久的想法。我给爹娘说：“爹，娘！我不想找婆家了，我先上学，等将来做一位人民教师，挣钱来养姥娘，我想养姥娘一辈子！”

我的话使爹陷入了沉思。娘惊愕地瞪大了眼睛，又语重心长地说：“妮儿啊，你姥娘有俺姊妹仨哩，你不能为你姥娘一辈子不娶啊，要那样你老了咋办？再说，哪有像你这么大才上学的，这不叫人笑话吗？”

我说：“我不用从头学。我会背《三字经》、《百家姓》，读过《千字文》、《朱子家训》、《弟子规》，还读了很多小说。我想字是没问题，只学学数就行了，我可以从三年级开始上，试试行了再往上升级。我尽量学地比别人快，年龄的距离不就说小了？等我挣了钱别人就不笑话了！您看我小舅，大学毕业了在天津抓钱，按时往家寄。现在三姥娘家虽然地少了，可钱多了，日子过得多滋润，您不馋啊！现在共产党讲男女平等，我赶上了这个好时候，为啥不能上学？”

娘听了我的一番陈述，对我的宏伟目标还是怀疑。可我的话对爹却起了作用，他高兴地说：“只要你愿意学就行，先上学，找婆家的事以后再说，不过你得做通你姥娘的工作。”

我高兴地说：“好！有爹的支持就行，我明天就去给老娘说去。”

我一边说，一边看娘的表情，娘也笑了。我立时感到浑身热血沸腾，恨不得一下子冲向学校，发奋学习。我明白我不可能像小舅那样上到大学。能上到师范，我是有信心的。我一定要做个自食其力的人，一定要挣钱给姥姥。

出乎我意料的是，对我上学的想法，姥姥比爹娘接受得还快，她说：“你姥爷那时候就说你娘心巧、机灵。可惜你是闺女，要是儿子，兴许能考个举人啥的。唉！三个闺女都不识字，也没人教他们。这点你也算有福，小舅教你认识不少字，也能看闲书，上学这事难不住你。去吧，这是好事。我看这个社会用女人干事，当兵的也有，乡里也有，农会里也有。文庄你马姥爷是校长，我等会儿去找找他，问他过了年啥时开学，别晚了。”

姥姥对我求学的大力支持，令我欣喜若狂。更让我大吃一惊的是，她说要找的校长转眼工夫就出现在我的眼前。姥姥两眼眯成一条线：“你看你多有福，我一出门就碰上你马姥爷，你有啥话就给他说吧。”

我一听来人就是马姥爷，激动得有些语无伦次：“校长大姥爷，我想上学。也不一定从头上，我知道岁数太大了，但是我决定这辈子不结婚了，我要上学，您要我吧？”

看着我祈求的眼神，马姥爷笑了：“咋不要啊？这是好事。共产党号召把妇女从家庭解放出来，走向社会，首先就要学文化。这给结婚没多大关系，邵集小学去年就收了两个已结婚几年的女学生，孩子都满地跑了。不过她们要求不高，识个字就行。你就不同了，你识字，在小学校里系统地学一下考初中就行，我看用两年就差不多了。过了十五就开学，到时候去就行了。”

没想到马姥爷还知道我会看书，这可能是姥姥泄露的秘密吧。其实也不是什么秘密，我那秀才姥爷曾经留下了很多书，姥姥不识字，姥姥的女儿们也不识字。可姥姥非常珍惜这些书，每年会在梅雨季节翻晒几次，这也许表明了她对过早离去老伴的怀念，也可能表明她对知识的尊重。她也可能很渴望识字，看看这些书里写些什么，可她生的时候不对。当发现在她跟前长大的外甥女渐渐会看她所珍惜的书时，也许是她的骄傲，她见了熟人就夸我，也证明了她多年来保护书的价值。但是书终究没有保留下来，我想她一定很难过，那些可恨的驻兵！

此时的我由刚才的忐忑不安变得非常自信：“谢谢校长大姥爷，到时候我一定去。”

马姥爷和蔼地说：“我们能收着你这样有基础的学生很高兴，你能给我们学校招收女学生起个带头作用。解放以来，我们响应上级号召，动员招收了不少女学生。可大部分是适龄学生，你的到来，可能要给大龄女青年带来求学的欲望，这样会有更多的妇女识字。好了，我要去走亲戚了。”

原来是马姥爷走亲戚被姥姥截下的！送走了马姥爷，姥姥又犯了愁，马姥爷的学校在邵集，离付官屯和东张楼都在十里之外，要去那里上学就得住校。姥姥说：“要是郭屯有学校就好了，离张楼还近点，就不用住校了。要不等两年再上，郭屯庄也不小，还是个大集，以后不能不建个学校。”

我笑着说：“姥娘，您看我这岁数还能等吗？住校怕啥？小舅不到十岁就住校，我是大人了，您还不放心啊？”

姥姥仍忧心忡忡地说：“他是男孩子，你可是个大闺女啊！”

“您没听马姥爷说，他那里收了不少女学生，还有和我差不多大的。”

姥姥无话可说了，“被褥就从这里拿吧，我给你找找。”

二

我就准备我的换洗衣裳，这时三姨父来了，见我们翻箱倒柜的，奇怪地问：“你们娘俩找啥呢？”

姥姥说：“小理要去邵集上学，得住校。”

我怕三姨父笑话，这么大了还要去上学，不等姥姥说完就抢着说：“我识字，只学学数就行了，不能和小孩一样上，跳着级上。”

姨父还是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说：“光识字不行，上学是全面的，乍学不一定能跟上。不如这样，俺庄有个初小（一至四年级），先上俺那里跟跟班试试，能上几年级就上几年级。”

三姨父读过书，他说得也可能有道理。姥姥心里高兴了，我不用住校了，她就放心了。

过了十五，我来到三姨家。三姨看见健康的我非常高兴，说：“我一年没看见你了，脸色好多了，也胖了，初二那天我去看你姥娘，听你姥娘说你刚走。”

我不好意思地说：“您忙得成天出不来，我该来看您。又一想过了十五就住在您家了，就守着姥娘多住了几天。晴妹妹好吧？过十五来了没有？”

自从上次我离开三姨家以后就没见过晴妹妹，我很想念她，可是一提起晴妹妹，三姨脸上的笑容马上消失了，淡淡地说：“嫁出去就是人家的人了，虽离得不算远也很少来家，现在有了孩子就更走不出来了，过十五来得很晚，十六一大早就走了，唉！就十五能住下，还到黑才来。”我知道我们的风俗是：十五这天不能看见婆婆家的灯，不然会瞎公公的眼。所以十五要在娘家过。我隐隐约约感到晴妹妹过得并不好，三姨好像还有话说，又问：“晴妹妹的孩子多大了？等给她捎个信，叫她抱来叫我看看，住几天俺姊妹俩说说话。”

三姨长出一口气说：“看她在娘家那个厉害样，兄弟妹妹都怕她，在婆家就吃不开了。她缠着个孩子还有干不完的活，哪有空啊！你住在这里还是安心学习吧，甭想她了。”

我还是住在晴妹妹的房间。看见我曾经睡过的床，想起了晴妹妹伺候我的日日夜夜，心里很不平静。我感到晴妹妹自从走出去这间闺房起，幸福也随之消失了。这一晚，我翻来覆去睡不着，我想到我的理想，我的未来，我一定要好好学习，做个自食其力的人，起码能养活姥姥，也能养活自己，不会通过婚姻靠男人吃饭、看婆婆的脸色。

不知过了多久，我好像听着街上有动静。睁开眼睛，天已经大亮了。我慌忙地爬起来，跑到楼下，见三姨在厨房里洗地瓜。三姨说：“楼上比下面冷，你不用起恁早，等饭好了就叫你。”

我说：“我没病了，恁大闺女还能叫您伺候啊，我得帮您做饭！”说着我就去烧火、淘米，三姨拗不过我，只好让我做了。

吃完早饭，三姨父就领着我去了学校。学校离三姨家很近，只有几分钟的路。这是一个四合院，青砖瓦房。堂屋有两间是办公室，其余都是教室，共四个年级，也是四个班。校长很年轻，看样比我大不了几岁，等三姨父说明来意以后，他像长辈似的问我：“你叫什么名字？”

“张小理。是有理的理。”我回答。

“这不像女孩子的名字，容易误会，本来俺校女学生就少。”他略一思考说：“叫张玉兰吧。”

真有意思，上来就改名字。这是我奶奶起的名字，我也很喜欢这个名字。不像有些家庭生了闺女不喜欢，连个名字也懒得起，就那么“大妮儿、二妮儿”地随便叫。还没等我表态，年轻校长又说话了：

“听你姨父说你识字，不用从一年级上，我们这里有四个年级，你想上哪个？”

“先试试三年级吧。”我说。

“好。”他马上把我送到三年级的教室。

也就像三姨父所预料的那样，我在计算上遇上了麻烦，有些数我会口算，但不会列式子。三姨父又给我找了个数学老师，利用业余时间给我单独辅导了几天，我忽然开窍了，进步很快，我的学习兴致更高了，一学期也没回家。白天上学，晚上自习，星期天帮三姨干点家务，生活得非常愉快。到了期末考试我竟得了第三名。爹看我一直没回家就来看我了，我高兴地把成绩单给他看，爹说：“成绩不孬，这样就去邵集吧，在这里忒麻烦你三姨，到邵集跟跟高小看行不行，在这里学得再好也是个初小。”

我想爹说得也对，原来他比我还着急，我是不能跟小孩子比了，我要跳着学。正好考完也放暑假了，我就跟着爹回家了。

这个假期我一点也不敢怠慢，因为开学后要上五年级，我怕跟不上趟，就借了四年级的书自学。爹娘都很支持我，。甚至会在我学习的时候，把吵得烦人的知了轰走。有他们的支持，我的学习劲头也更足了。

开学的头一天，爹背着行李把我送到邵集。学校就在村头上，很好找，规模比吕月屯学校大得多。我进门就打听着见到了马姥爷。马姥爷很热情，说：“过了十五我看你没来，就派学生到你姥娘家打听，才知道你去吕月屯了。那里是初小，知道不够你学的，啥样？想上哪一级？”

“到高小，先上五年级吧？”我说。

马姥爷说：“那就这样吧。”然后就把五年级的班主任叫来了，交代说：“洪老师，给您个棒学生，是我外甥女，您安排一下。”

看来马姥爷对我的期望值很高，我想我不会辜负他老人家的。洪老师是个中年男人，大概比爹小几岁，白净。爹给我背着行李一路又晒又累，热各满脸滚汗珠，更显黑了，和洪老师站在一起真是黑白分明。我看着很心疼，心想：爹要是不整天在地里晒着，兴许不会像这样黑。他如有上学的机会，也可以不种地。我为能有这样的好爹而感到自豪。

因为是第二天才开学，住校的也大都是下午到，所以学校显得很冷清，大大的院子只有我们爷俩在走动。爹把行李安顿好了就要走，我让他吃了饭再走，他不肯，说越停天越热，不如尽早回去。我看留不住爹，只好到伙房给他要了点水。

送走了爹，洪老师说：“住校的学生下午就来了。大部分还是不住校，他们明天来。哎！忘了问，你叫什么名字了。”

我想说叫张小理，却不知怎么说出张玉兰来。可洪老师还是不太满意，皱着眉头说：“咱校有两个张玉兰了，我看你就叫张兰玉吧。”

我觉得很好笑，第一个老师说我的名字不像女孩子，给我改了个地道的女孩名字，我被叫了半年了，多少也有些适应了，他却把我的名字给倒过来了。

改名字是当老师的癖好，特别是看见女孩子。通常女孩子是不起大名的，出嫁后就叫夫姓，所以我上了两个学校就改了两次名字。该就改吧，不管叫什么，都不会影响到我的学习。

从五年级到六年级，两年的高小我没能跳级，因为我缺乏练习，做作业的速度很慢。我把所有的时间都用在学习上，成绩是优秀的。两年来爹每月给我送一次面，一学期送一次柴。

终于小学毕业了，考虑年龄问题，我想直接报考师范，尽快工作。因为我知道头年郓城师范招收一批高小毕业生，叫“速师”，目的是尽快培养乡村教师，为普及农村小学增加师资力量。

当时我刚上完五年级，还没资格报名。我想：这是适合我的一条学习途径，明年我一定报名。可是就在我高小毕业的时候，形势却变了：师范不招高小生了，必须持有中学毕业证才能报考，报考中学还要求年龄在十七周岁以下。按照这两个条件我啥学也报不上，怎么办？我的求学之路到此为止吗？我不甘心。班里几个超过十七岁的女同学都决定不考中学了，都说回到农村，有小学文化也就足够了。

我要上师范，我要当一名人民教师，我要叫更多的女孩子识字，我会鼓励妇女走向社会。这个想法一直缠绕着我，这是我的理想。为了这个理想，我必须考中学。可是，年龄怎么办？看着年龄大的同学一个个走了，我心里一阵阵发慌，他们中间大部分是女的，也有结婚的。他们满足识几个字，想得更多的是家庭。我比他们都大，但是我不想走。我和他们不一样，我要养姥姥，我的脚缠过，我干不了农活，所以回去就养不了姥姥，我的病是姥姥治好的，不报答姥姥我会很难过。

教室里的同学越来越少，也越来越小，我不知所措。班主任进来了：“要报中学的到我办公室拿张表填一下，明天就到城里去考。”

很显然，留下来的同学都是要考中学的，听到老师的话都一窝蜂似的跑出去，又一个个拿着张表回来，脸上洋溢着兴奋。我没动，我已经二十五岁了，我怕老师不给我。我瞅了一下旁边的同学填的表，我感到他比别的同学长的都老像，可他不老，在年龄一栏他填的十七岁。我羡慕地说：“你哪正好十七岁？真有福啊！”

那同学看着我，诡秘地笑了一下说：“那招生简章上告诉不超过十七岁，我不就正好十七岁啊？”

我心里豁然开朗了，留下来为了什么？不就是创一下碰碰运气吗？

我鼓起勇气走到办公室，表就在办公桌上，班主任在低头写着什么好像没在意我的到来，另一个桌旁有两个老师在说着什么。我心跳得厉害，有个像做错了什么，但又不想改的滋味儿，压低声音说：“报告！拿表！”

班主任仍没抬头，但我看清了，他轻轻地点了一下头，我由害怕转成兴奋，心快要跳出来了，拿起一张表回到教室，认真填写，特别把年龄这一栏填上了十七岁。没想到挡在我前面的拦路虎那么轻易地就过去了，我对能实现我的理想充满了希望。

第二天我和同学们到了城里。邵集离城不到二十里路，我们起了个大早，到了以后还看见满街吃早餐的群众，又打听着到了在城西北角的中学，一看一墙之隔有两所中学，一个是省办的，一个是县办的，随便报哪所学校，同学们没了主意，因为我是老大姐，都团团把我围起来问我报哪个学校，我想，省办学校比县办一定能好，就坚定地说：“我能来参加考就不容易，一定报好的——省立中学！”

同学们见我如此有信心，大部分也跟随我去了省立中学。交表时，没人怀疑我的年龄，我感到很庆幸，我岁数虽大，个子却不高，只是混在同学们中间略显成熟。

考试也很顺利，我感到胸有成竹。考完要回家等待通知，我兴高采烈地走在学校的大院子里，心想：再见了——大院子，我回家了，过几天我就会回来。

“哎！那位同学，你的鞋小吗？”一个男人的声音传来。

我心里“咯噔”一下，是说的我吗？顺着声音望去，一个老师模样的青年男人朝我走来，我停住了脚步，慌忙说：“俺离这里远，来时把脚磨破了。”我不会撒谎，说完感到脸上发烫，就低下了头不敢看他，他要是识破了我裹脚的秘密，年龄也就瞒不住了，想上学的理想就变成梦想了！

他走过来了，什么也没说就从我身边走过去了。看着他的背影，我长长出了一口气。但我还是看着他走进了一个屋门，自己才开始向大门走。直到出了学校大门，我才放下心来。

我先到姥姥家住了几天，又回到家里，娘说：“行李，你爹背回来我就拆洗了，上城里还是拿这套吧？”

“嗯！”我回答得很平静，心里却很不平静。我因缠过脚，走路就很吃力，根本拿不动行李。别人上学都是自己背东西，我要让爹替我拿。这次是我让别人捎信请我爹去拿的，拿来后娘又帮着拆洗。我觉得自己要是考不上，不光对不起自己，也对不起父母，更对不起姥姥。

通知书终于来了，是爹从村委会拿来的，娘高兴地问：“看看啥时候去，我烙几个火烧拿着。”我看了看通知书上写着：报到时间：1952年7月18号。给娘说：“不忙，还有十来天哩。”

爹说：“还有个喜事，上边批准咱庄成立个小学，就按在后面家庙里，大伙推我当理事。”

娘问：“啥是理事？”

爹说：“就是帮着把学校建起来。”

娘笑了：“你哪有这本事啊！你不过就识几个字。”

爹不服气了：“我教学也行，就是咱庄说了不算，都是上面派老师，我光负责把家庙拾掇出来，买上桌子椅子就行了，村长说咱今年先建个初小，明年就建高小。”

娘笑得更厉害了：“我说么，理事就是个跑腿的。”

我说：“要是早建我也不用跑能远去上学了。”

爹说：“刚建国，需发展的地方多了，得慢慢来。这里面也牵扯好多东西，一方面需要很大的投资，老师也不能一下子都培养出来，听说这次咱郭屯乡一下子就批了六所小学。下一步郭屯还准备筹建中学。”

我听着入了神，慢慢地东张楼也会有中学，唉！我生得太早了，上中学要跑三十里路。不管怎样，面对现实吧，这一走就是一个学期，腊月才能放假，夏、冬衣服都得准备着。毕竟是城里，上学还要带户口，这样就不用带粮了。我还在邵集参加了共青团，不能忘了带着团员关系，我设想着等上了师范就申请入党，是共产党给我的学习机会，我要忠心向党。

十来天转眼就快到了，我打听了一下，这次俺庄共考上七个。我们商议好结伴而行。更让我欣喜的是还有一个小妹妹也考上了，只是她才十五岁，不管怎样还有个女的和我做伴。

三

去一中报道的那天，同学们怎么也不让爹送，五个男同学争着抢着把我的行李拿走了，我手里只留下个小包，这样我还跟不上趟，走一段还需要他们等我，唉！我真没用。

到了学校，我摆出一个老大姐的姿态说：“一路上你们辛苦了，都到宿舍里休息吧。报到的手续都交给我吧，我办。”

他们都比我小的很多，也很信任我。第二天我们就到指定的教室，这一级共有四个班，我没和俺庄上的学生分在一个班，但班里还是有几个熟悉的面孔，是邵集的同学，所以我并不感到孤单。我们认识了班主任，选出了班长，一切步入正轨。

我永远忘不了第一次跑早操时的尴尬。以前从没跑过早操，我只有一个信念，就是学知识。在邵集上学的时候没几个住校的，大部分是走读生。即便离学校十里、八里也不住校。所以没有早操，也没有体育课。我看了课程表，这里不但有体育课，还有音乐课。音乐我不打怯，体育我怎么上？可是我也不想搞特殊，只能听天由命了。

班长一吹哨，同学们都去站队，我走在最后边。对站好了，班长讲了几句后就喊：“立–正！”、“向右看——齐！”、“向左——转，跑步——走！”

随着班长的口令，队伍走了，我却被落下，幸亏没有回头看的。可躲了初一躲不了十五啊！早晚会被他们发现的。我难过极了，跟在队伍后面一直走到操场，正好碰上跑了一圈的俺班的队伍。班长停下来，奇怪地问：“咋了？”

我红着脸说：“我脚疼，跑不快！”

“哦！你在这里自由活动吧。”班长说着就去撵队伍去了。

这班长岁数不大，倒会体贴人，我心里感到一阵温暖。椭圆形的跑道上奔跑着一支支队伍，口号声、哨子声此起彼伏，他们好神气。我怕被队伍碰倒，找个空隙穿过跑道，到操场的中心部分。远远地望见前面也有几个女的像在自由活动，看步伐也像缠过脚的。我一阵惊喜，好像找到了自信，便向她们走去。心里还想着她们不会是老师吧？要是老师，她们就会和她们的学生在一起。走到她们跟前，其中一个人问：“你是新生？”

“是。”我平静地回答。

可她们都不约而同地看着我的脚。我有点不高兴，也看了看她们的脚，歪七扭八的也比我好不了多少。于是，我就理直气壮地说：“咱都是因为脚才不能跟他们跑。”

可她们并不买账，更是从头到尾把我看个仔细。一个问：“你真的只有十七吗？”

我低下了头：“嗯！”

“十七咋会裹脚呢？你是啥家庭啊！恁封建？！。”她有点穷追不舍。

我涨红了脸，知道露馅了，但她们还不是一样吗？难道她们是老师？疑惑地问：“你们是老师？”

她们都笑了，辫子最长的那个说：“你别误会，我们不是老师，是上一级学生。去年我们考学时并不限制年龄，所以我们的年龄都超过二十也考进来了。来了以后老师们发现我们有很多不便，不能跑早操这是一个，还有难以上体育课。再一个，像我们这个岁数都结婚了，还有孩子。虽然孩子由家里老人照看，病啊灾啊的不能不分心。我们一般不会请假，但有时不请假也不行，因此会耽误功课。所以学校今年招生决定限制年龄，不再要裹脚的。定年龄时还调查我们来着，我们说农村里结婚年龄大都集中在虚岁十八、十九这个年龄，裹脚的二十岁以前不会有了，所以就把年龄定在十七岁。没想到这个条件还有裹脚的，我们都感到奇怪，你不要生气。我们都是封建社会的受害者，把我们拒之门外也不对，你以后就跟我们活动吧！”

听了长辫子同学的解释，我的心情沉重了，我和她们还是不一样，她们是光明正大地进来的，我是弄虚作假进来的。老师会发现吗？发现了会开除我吗？我的求学道路到此为止了吗？我要是去年考就好了，就没有年龄限制了。我要是早上一年学，高小毕业也就能赶上考速成师范了。唉！后悔也晚了，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

我的宿舍在南面，食堂在北面，教室在中间，厕所在西面，这四个地方我是每天必去的。校园太大了，走了三天我的就脚肿胀起来，每走一步脚下都会钻心疼，但是我还会努力装作没事一样。可到了晚上，脚痛得半宿也睡不着。

伙房门口放着几个大木桶，早餐时里面装满了汤，汤很稀。有麦子面的，也有玉米面的，我们都叫它“四眼糊度”，因为去舀汤时总会在桶里看到我们的眼睛。但是同学们会抢着喝，每当舀到桶底舀不着时，会有几个劲大的同学把桶抬起来，把仅有的一点汤倒在放在地下的碗里。

到午饭和晚饭时，大木桶里就会换成水。但水却不那么清，同学们没有了抢稀汤的劲头。个别桶里会剩下一些水，等不到下一顿饭的时候就已经馊了，有不少同学干脆喝生水。

但是我也不好意思用大家喝的水来烫脚，脚越肿越大。就在这时，可怕的体育课又到来了。我忐忑不安，跟着同学们站好队走到操场。体育老师手里拿着个篮球，个子很高，有一米八几，长得也像很凶的样子，我立时由不安转成恐惧。

“同学们好！由我来担任你们的体育课，我姓申，今天的课程是打篮球，我们先练习投篮。立正！向右看齐！向前看！解散。”

随着体育老师的一声“解散”，队伍一下散开了，同学们也都欢笑起来，我心里绷紧的弦一下子放松了。球就一个，老师首先示范个三步上篮，接着同学们就抢着球练习。我站在同学中间，尽量避开老师的视线，当然也没去抢球，一堂体育课就这样过去了，我感到老师并没注意我。

到了第二堂体育课，老师让练习投掷，有标枪、手榴弹、铅球。同样先做一下示范，然后同学们再练习。这次我心里更是放松了，上体育课原来就这么简单，比早操强多了，没什么可怕的，我也抢着练习了练习。

第三堂体育课是跳高、跳远。开始我有点担心，可是轮到了我时，我还是勇敢地跳了。只是他们跳高我跳低，我会把最低的标杆碰飞；他们跳远我跳近，甚至还跳不到沙坑。即使这样老师还是没批评我，我有些得意忘形，我的脚也适应了一天的活动量，不肿了。

从此我也放下了思想包袱，全力学习。在这期间，尽管老师和同学们都没问过我的岁数，同学们还是不约而同地称呼我大姐。我也拿出了大姐的样子处处关心爱护着小弟弟妹妹。比如在生活上给他们缝缝补补，生病了给他们拿拿药等；就是在学习上遇到拦路虎，我也能给他们辅导一下。

正当我感到春风得意的时候，一个令我不安的事发生了：问题还是出在一堂体育课上，老师叫我们跳木马、跳箱，这是我无论如何也跳不过的。它和跳高不一样，我跳不过能把标杆碰了，这木马和箱我是碰不动的，只能把我碰伤了。不跳会露馅吗？我会被开除吗？我脑子里乱哄哄人不知该怎么办，机械地跟在同学们后头。同学们一个个地跳，大部分都能跳过，也有个别跳不过的，但是我坚信都比我强。

“张兰玉同学不用跳了。”正在我感到很无助的时候，传来老师的声音。

我忙退到队外，像一种解脱？那感觉应该很舒坦，我却不是，我很难过，我流下了眼泪，我退到墙根，默默地看着同学们模糊的身影在跳跃……。

入学快一个月了，这是我最黑暗的一堂课。这是一天中最后的一节课，下了课就到吃饭的时间了。我一点也不想吃，谎称头疼早早地躺在床上，一夜也没睡好。反复地想：我是什么时候暴露的？端木老师会反映给校长吗？如果早发现了没反应，这次也不会反映，可是只有这次他让我退出了。还有班长，我没参加过跑操，他报告给老师了吗？还有上一级的那几个女生会不会出卖我？……。哎哟！我真的头疼了！

第二天上自习课的时候，班长告诉我教导主任找我，让我去一趟。我头“轰”地一下，完了，教导主任找了，肯定知道了，事到如此也就听天由命了。

这教导主任姓邵，我只在一次开大会时见了一面，感觉是一个很严肃的人，想象不出他笑会是什么样。我带着负罪感来到了他的办公室。出乎我的意料，他看见我笑得很甜，和大会上比判若两人，并示意我坐在他对面的椅子上，他说：“听说你在昨天上体育课时哭了，可申老师并没逼你做什么？你还有什么困难吗？”

“我！我不想叫老师照顾，可，可我不行，我个子太矮，那大箱子忒大，其他项目我都行。”我有点结巴，还极力掩盖着。

他和蔼地点了一下头，说：“体育课嘛，目的是为了锻炼身体，量力而行，做不了的活动就不要做。你班主任端木老师对你的评价很高，说你学习很用功，还多才多艺，班里办了个黑板报是你画的插图，还用彩纸剪了个花边，很漂亮。你还经常帮助同学，同学们也都很喜欢你，说你是个热心肠，尊敬地叫你大姐。”

听他这么一说我不紧张了，但却很愧疚，我不能再隐瞒了，这会使我的良心感到一直不安。我说：“邵老师，我隐瞒了岁数，我也缠过脚。我的家庭特殊，我上学晚。我的理想是当老师，可是师范不要高小生，我没办法才瞒的岁数，但是我岁数大了，我没结婚，我会把全部精力用到学习上，只是体育课上不好，我会尽力，希望不要开除我！”

“开除？”邵老师又笑了，“你是邓校长录取的，谁敢开除你？”

怎么？邓校长？我惊奇地瞪大了眼睛，因为邓校长和他一样，我都是只在大会上见了一面。他怎么会知道我？

看着我迷惑不解的样子，邵老师解释说：“没想到你自尊心能么强，没上好体育课还哭鼻子。学校招生原来是不限定年龄的，为了更好地执行党的妇女解放政策，还特意给女生加十分。结果招来一些大龄学生都结婚了，还有了孩子。特别是有几个女生也都缠过脚，来了以后不但体育课不上，文化课也上不好。有了家心事太重，学习不跟趟。所以今年就限制了年龄。你在来考试时就被监考老师发现缠脚了，并在卷面上注明了，结果录取时被老师把卷子扔在废纸篓里，这事被邓校长发现了，他捡起了卷子，随后召开了一个常委会，他说‘同志们！我在废纸篓里见到一份卷子，成绩很好，可它被扔掉了，原因是该学生是缠过脚的，很可能也超龄了。我查了她曾报的表，没结婚。录取老师坚持原则是对的，但是我看这个学生非常特殊，这么大的女孩子放弃结婚来求学，要顶着多大大的压力啊！我还是第一次看见女生有这样的成绩。她们在旧社会受压制，没有平等的学习机会。现在是新社会，我们还把这样的好学生拒之门外吗？！我提议对这个学生破格录取，大家有没有意见？’你说校长都同意了，我们还不同意吗？所以就把你留下了。

听了邵老师的一番话，我百感交集。原来我极力想保守的秘密已早不是秘密，我可以放心大胆地走路了，我给邵老师鞠了一躬说：“谢谢邵老师，谢谢邓校长！我一定不会辜负你们的希望。”

我当时知道邓校长的名字叫邓广蕴，我会永远记住这个名字，我会找个机会当面感谢他。可是就在一次全校集合中，我的愿望破灭了。

这天早晨一上课，班主任端木老师就说：“八点站好队到操场集合，要开大会。同学们先看会书等着。”

八点到了，随着班长的一声哨子声，我们都冲出教室。我看着隔壁的县中学的学生也站着队过来了，感到有些奇怪：出啥事了？入学一个月来两家还没在一起开过会。

主席台上有邵老师和车副校长，没有邓校长。这么大的会邓校长咋不参加？我正纳闷，邵老师站在台前说：“现在大会开始！由张县长讲话，大家欢迎！”

随着掌声的平息，张县长的讲话开始了，他首先宣布了一条令大家震惊的消息：邓校长调到中央内务部去了！

什么？邓校长走了？我的大恩人，我竟然没机会当面说声谢谢！张县长还说邓校长是一个老革命家，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解放后为国家的教育事业做出巨大贡献，特别是临走时还筹建了我们“郓城第一中学”，也就是我们这两座学校合并，由省教育厅直接领导，他任校长。当然，主要工作还是要由邵老师和车老师来做。最后表示：郓城是个大县，历史悠久，人口众多，我们一定要团结一致，发扬光大郓城的教育事业，把邓校长这个接力棒很好地传递下去。

会后，夹在两校之间的墙被推倒了，两校合成一校，校园更大了，学生也多了。因为女生少，大概只有百分之十，所以学校对女生特别关心，特意给我们安排了个女老师专门管理女生的生活、学习。这老师姓郭，很年轻，也很负责，经常到女生宿舍去了解情况，有什么问题也都能及时解决。但是她毕竟是老师，同学们和她交往还是有些拘束。我是她们的大姐，有些事还是找我的多，我解决不了的就去找郭老师，这样我和郭老师接触的比任何同学都多，成了同学和郭老师中间的联络员。

第二年春天，学校里发生了一次流感，老师和同学大部分都病了，最严重的几天全校都停了。停课后没病的同学回家暂避一下，已染病的离家近的也回去了，但是还有不少病号在宿舍里躺着。

我很幸运没感病，可我没回家躲避。我想我是他们的大姐，在这关键时候不能撂下他们不管。他们不回去也是迫不得已的：有的病重离家远，没力气回家；有的因为家里缺乏人照顾；也有的是村里医疗条件差，还不如留下来，学校还有个校医。

我给他们打饭、拿药、送水，一个宿舍一个宿舍地跑，包括男宿舍。当时刚解放思想还不开放，别说女生到男生宿舍啦，平时连话都不说。可我认为我和她们不一样，我是大姐姐，他们都是我的小弟弟，虽然我的脚又跑肿了，但是能给他们点温暖，我心里是甜的。经过这次事件以后，我这个大姐姐就更出名了。

在这场流感过后，我感觉我得了个“渴”病，早晨由一碗稀汤变成两碗，我一手拿碗一手拿缸子，但是喝了还远远不够，可是大木桶里却再没有了。我只有等到中午，中午不够就再等到晚上。实在渴得不行了，就到伙房要点凉水。有时伙房关门了就忍着。

后来同学们就帮着我端水，把几个茶缸放在脸盆端水能多端些，这是后来冬天我们宿舍哪个女生想洗脚时出的孬办法。没看见男生干过这事，他们一冬就没机会洗脚。

这个办法一般夏天不会用，一是夏天可以用凉水洗脚，二是夏天同学们喝水多，不好意思干这事。当时春末，天气虽然已经变暖，水却还是凉的，洗脚会不舒服。但是她们为了供我水喝，脚也不洗了。有时撑不过去了，就拿热毛巾擦擦脚。我喝的水是多了，但是喝得我肚子鼓鼓的，嘴里还是渴，慢慢地左腋窝有点疼痛，我有点恐惧，千万别是淋巴结核旧病复发，我不能耽误学习，我还要考师范。

同学们劝我去到医院看看，我没那个勇气，每天晚上按摩，坚持到放暑假。回家后我不敢再耽误，告诉了爹娘。爹娘都很着急，到处找医生。后来爹打听着一个秘方，用中药堵鼻子眼，试了一下竟没发展起来，真是天助我也。

1953年3月6号中午，同学们刚吃完午饭，还不到上课的时间，我们都被一阵急促的铃声惊呆了，这不是上课的铃声，也不是下课的铃声，这是同学们平时听不到的铃声，它声音急促，没有节奏。出了什么事？同学们纷纷跑出来，老师们都在院子里，接着我们的班长哨声不断。这是紧急集合令，很快同学们都以班为单位站着队到了操场。

讲台上校长面带悲痛地说：“我们的老大哥——苏联的领导人，毛主席的好朋友，斯大林同志于昨天与世长辞了！这是苏联人民的损失，也是中国人民的损失……。”当时体会不到一个外国人领导人的死会对中国造成多大损失，只知道中国是在苏联的指引下走的社会主义，他的死能使中国的路子更艰难，但是，中国有毛主席的英明领导，我相信我们会走自己的路。过了几天，上级发动全国人民捐钱捐物，支援朝鲜战争，我也捐了一块钱，还给志愿军写了一封慰问信。

四

转眼三年过去了，1954年8月，我顺利地考入了郓城师范。

我入学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回到中学去看看郭老师，我们虽是三年的师生关系，可是论岁数我还比她大一岁，却更像难舍难分的一对姊妹。她的家就在学校院里的一间平房里，我远远地就看见郭老师领着刚一岁的儿子在学走路，小孩子那蹒跚的步子令人发笑，只有星期天郭老师才有时间亲近孩子，孩子平时由她婆婆照管。她婆家离这里不算远，只有三、四里路。

郭老师看见我非常高兴，像久别的亲人，实际上就一个暑假没见面。她抱起儿子，把我领进屋里。这间只有十平方米的屋就是郭老师的家，家里非常简陋，像样的家具就是一个双人床、一把椅子和一个三抽桌。我常因为学生工作来这里，并且每次都会坐在她家唯一的椅子上，她丈夫也是位老师，也在我们学校，不过从没教过我，我来时偶尔会碰上他，他会躲出去，把空间留给我们。郭老师把孩子放在床上，她坐在床边不让孩子往外爬。

我说：“星期天董老师也不在家？”她丈夫姓董。

“他回家把孩子接来，放下就走了，不知在忙啥，反正当班主任比其他人事多点。”她敷衍了一句就转向我问：“咋样？对新学校还满意吗？”

“很好，宿舍是单间，一间四个学生，不像我们这里三间大通间，一住就是几十个，都不方便。饭也强，起码早晨的汤稠了，但是不免费，其他费用也高。”我说。

和中学不同的是，师范校院就小多了，这能让我少跑很多路。近正方形的院墙内围着一排排整齐的青砖瓦房，房子中间的空闲地还生长着一棵棵参天白杨，在它的庇荫下行走格外舒服。因为刚开学时虽已立秋，却也是高粱晒红米的时候，太阳撒到身上也格外燥热。

这里的女生更显得奇缺，全校共二百多个学生只有十多个女生，所以老师们拿着我们当宝贝儿。比如：化学老师会结合课堂知识熬制一些雪花膏，只分给女生，令男生羡慕不已，那时别说男生，就是女生也不舍得买雪花膏。还有一个笑话：从上海来了一个漂亮的女老师，姓李。在上厕所时发现女生在经期用不上卫生纸，原调查原因之一是县城里没买的，之二就是有买的也都买不起。于是她想了一个既经济又卫生的好办法，买了些草纸上伙房让厨子用蒸笼蒸一下，再发给女生。那时都很封建，男女都不大说话，这时也进行得比较秘密，但时间长了还是被一些男同学看见了，那时人见识少也很单纯，他们想象不出这位漂亮的李老师按时给女生发些草纸干什么，因为这些草纸在当地唯一的用途是给死人烧的。在百思不得其解的情况下，一个勇敢的男生问我：“兰玉姐姐，你们要草纸干啥？哪不给我们男的？”我以一个大姐姐的身份回答：“女生勤奋，晚上在宿舍里写大仿（练毛笔字），你们也要写？”那男生忙说：“不，不要，我们没能恁勤奋，再说，我们住得太挤了，哪有地方写呀！”说着就跑了。这事我学给了女生，惹得她们轰场大笑，都说我回答得好。

还有一次在大会上，校长说：“我们是社会主义社会，以后的日子会越来越好，我们准备先建个澡堂，下一步再盖个楼，拉上电灯，接上电话也就是常说的‘电灯、电话、楼上楼下’。我看咱校的女生太少了，她们能顶着世俗，走出家门来求学，不容易啊！她们都是农民出身，现在条件还不好，穿的都是粗布衣，我们要求她们改变一下样子怎么样？都做套裙子，要不李老师带个头？”说着把头转向李老师，见李老师点了一下头后接着说：“好！我们新中国妇女应打扮得花花绿绿，以后咱校的女同学穿衣服都向李老师看齐，料子可以不限，我们的粗布也能做出漂亮的款式来吗。”

同学们听了校长的话，都情不自禁地热烈鼓掌，掌声足足持续了三分钟，从心里感到幸福的生活就要来到了，社会主义真好！也就在这天晚上，我写了第一份入党申请书。

过了几天，李老师果然穿了件大长裙，白底红花，丝绸料的，穿在身上显得很飘逸。加上她身材高挑，模样俊秀，在校园里飘来飘去的活像一个童话里的白雪公主，令同学们羡慕不已，因此也都纷纷效仿，但是因条件不同、裙子的料子也不同，有丝绸的、也有洋布的。这种花花绿绿的裙子穿在身上虽然看起来没李老师的裙子高档，但也很漂亮，一时间师范的女生上街都会有很高的回头率。

我缠过脚，走相、腿型都有所改变，穿裙子自然不好看。但我不愿搞特殊，也做了件裙子。料子是最便宜的绸子，黑底暗花的，自己认为是最不起眼的裙子，却也不常穿。因为我总觉得我和她们不一样——缠过脚、岁数大！她们嬉闹、玩耍、逛街、看电影，我都不会参与，我要抓紧时间学习，我的学习机会来之不易。她们之间闹意见，我不会，我会谦让每个人，因为我是大姐姐。他们有什么困难、有什么问题找我帮忙，我会义不容辞，因为他们信任我、尊重我，我比他们岁数都大。

学校里还建了一个澡堂，尽管我们每星期都参加义务劳动，想想建成后每周就能洗个澡，心里还是很甜蜜的。澡堂年底开业，我们都干干净净的回家过了个年。在那时，一般老百姓都是夏天能在家里或者水坑里能洗个澡，冬天哪有条件洗澡，城里倒有个澡堂，那只是城里人常光顾的地方。

冬去春来，很快一年过去了，又到了秋高气爽的日子，学校里又来了一批新生，女生明显多了起来，但岁数也显得更小了。我升入了二年级，再过两年我就可以毕业了，我对毕业后的生活充满着急切与希望。

卢明点评：

通过本稿，我们知道张兰玉前辈是新中国最早一批读书上学的女子。

她见证了中国女子迎着新时代的阳光不断学习进步的过程。在封建礼教盛行的旧社会，奉行“女子无才便是德”的理念，广大妇女不但被迫承受缠足的痛苦，而且失去了学习知识参与社会生活的机会。新中国成立后，在党和政府的深切关怀下和大力推动下，女子的地位得到很大提升，他们获得了很多的机会，张兰玉和她的同学们，便成为时代变革的幸运者。她自己也深感幸运，她的志向就是当一名合格的人民教师，让乡村更多的青少年学到应有的知识，尤其是让那些处于贫困之中的女子们有上学的机会，学好本领，更好地服务于社会，服务于国家，服务于为人民。

她记述了郓城县建国初期教育事业的历史面貌，并且写得形象生动，是考查郓城教育史难得的资料。读此文，可以知道当时乡村小学及县城中学、师范的建制设置、运行状态，是具有标本性质的珍贵史料。比如，读者可以从中知道，当年的吕月屯这样的村只有初小，邵集这样的村已有高小。在中学方面，县里曾有省中和县中，后来并为“郓城一中”。在师范教育方面，曾在小学毕业生中召收过“速成班”，后来标准高了，要求要有中学毕业资格才能考取师范。

她留下了当年女学生学习生活的真切回味，好多情节都生动感人。比如，由于原来女子不上学，甚至连名子都没有，所以，上学时，老师就给起个名。作者便是如此，她一开始在家叫张小理，上初小时老师给们起了个张玉兰的名字，转到邵集读高小时，老师怕给另外两个叫张玉兰的女生重名，就把她的姓名改为张兰玉。比如一中的邓校长，在录取张兰玉入学上，具有较高的灵活性，因为他更能体会国家支持妇女解放大的方针政策。比如在比较困难的情况下，女学生将草纸蒸热消毒用于个人卫生。比如，学校鼓励女学生穿裙子，大胆地展示个性，成为校园的一道风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