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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刘兴亮老师赐稿

原文载《重庆三峡学院学报》2023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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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忠州守《王兴孙墓志》考释

——兼论南荣“义门王氏”家族的世系与兴衰

文丨刘兴亮

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

刘兴亮（1983—），男，甘肃张掖人，历史学博士，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研究馆员，主要从事石刻文献整理研究。

摘 要：王兴孙为两宋之交巴蜀地区南荣“义门王氏”家族的重要成员，生平事迹罕见于史籍。荣州出土的《王兴孙墓志》对其家族世系、生平概况、为官历程有较详细的记载，据此墓志可解开南荣“义门王氏”家族世系之概貌。结合家族其他人物墓志及传世文献，可考察唐末两宋南荣“义门王氏”家族的兴衰历程及王兴孙相关史实。

关键词：南宋；王兴孙；墓志；家族

唐末两宋时期，四川荣州（治今荣县）崛起了一个著名的世宦家族，人称“义门王氏”^①。两三百年间，先后产生了王知珏、王蕴舒、王伯麒、王梦易、王庠、王序、王兴孙等中高阶官员。王氏家族墓，文献中早有记载，雍正《四川通志》云：“王梦易墓，在荣县北四里……王庠墓，在荣县南二十里。”^{[1]卷二十九上《陵墓》}晚清以来，该家族墓地被陆续发现，在本籍著名词人赵熙等人主导下，一些墓志得以出土，唯因后“十二年皆军事，致废不理”^{[2]卷十四《金石》288}，原石多损，故世人罕见全品。民国间，赵熙主持修纂《荣县志》，曾将部分墓志录入方志，其中包括《王兴孙墓志》，或因辨识不清，致错漏甚多，加之民国《荣县志》利用不广，所载墓志更少有人知。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藏《王兴孙墓志》初拓片一纸，与方志所载碑文对比，虽右下部虽略有剥落，但整体存字状况良好，约存两千余字。拓本长172厘米、宽104厘米，志文楷书，共行39行，满行60字。横额两行，隶书“宋故忠南太守王公奉直志铭”12字。今据墓志拓本并结合方志文字，对该墓志进行录文、标点，作初步研究，吉光片羽，以为知史之助。

① 古代以某家族累世同居被官方旌表，称为“义门”，义即“孝义”，“门”乃“门户”，亦即家族，因而“义门”是指以“孝义”治家，且累世同居之大家族。关于南荣“义门王氏”的称谓，最早见于张商英撰《大宋故赠通议大夫王公墓表》：“荣人号为‘义门王氏’，州上其行，乞加旌表。”又《宋史·王庠传》：“王庠，字周彦，荣州人。累世同居，号‘义门王氏’”。

一、墓志录文

故忠州太守奉直王公墓志铭

宗弟、潼川府路转运判官敦诗

故忠州守奉直王公卒之二年，卜葬有日，其孤曾崇以长宁使君赵伯緫之状来求铭。按状，王氏，长安人，唐末有知珏者，为荣州和义令。秩满，始家于荣。国朝乾德中，县废入威远。当五代丧乱之余，所在寇攘蜂起，贼传城甚急，和义之孙蕴舒素以义侠自任，夜缒城出，乞师救至以为功。君子以是知其后必大，已而其子果有爵秩，至其孙曾，仕益通显，施及今未艾。公讳兴孙，字陈仲，即蕴舒之四世孙也。曾祖伯琪，大夫，妣张氏，累赠普宁郡夫人，祖梦易，故任左朝奉郎、太常博士，累赠特进。妣陈氏，累赠新平郡夫人，向氏，累赠安康郡夫人。父序，故任左银青光录学士、文安郡开国侯，赠金紫光禄大夫。妣勾氏，累赠河南郡夫人，生三子，公于次为季，幼以父任投承务郎，生而贵富，能谦谨自下□官，时二兄前卒，公以文安退居，旁无兼侍，不忍去膝下，乞换荣州税官，以便养得。请未几，文安即逝。执丧如礼，服未阙□未赴。会太保刘光世尝为文安所知，荐其智略可用，后果以元勋跻显位。乃访求文安后人，且闻公贤，遣人以书迎致，荐于朝，改差四川都大提举茶马司干办公事，时提举茶马贾思诚以严束吏，趣办取名事多委公，公以宽厚佐之，不苛而事集。会茶司愿护送以行，贾以付公，公乃以逊同僚。任满，辟汉州绵竹县丞，官为茶设有所谓牙侩市利钱，园户或因此至破产，公一切宽之，人皆欢悦。使者至，暴悍尤甚，在处起狱，有司畏其风旨，趋合傅成，按者无得免，亦以市利钱事捃公。穷治久之，无所得，他日，公趋行在所，使者适移镇，当孔道慊前劾不遂，乃尽索行李，毛吹发数以匿税闻奏，未达而公至。会使者卒或携以要公，能寝其奏。公曰：吾于□而为欺宁得罪。奏入，镌秩一等。期年，复改官调普州监税。时郡佐及城下县令俱阙，郡太守俱委摄焉。郡民冯兄弟争讼盐井，积十数年不决，公阅视，即为平之，皆感服而去。它日，因驵侩纳赢求售，实冀以谢，公斥弗纳。去为临邛县丞，县灌溉资水利，皆丞掌之，异时诉不均，讼者常□节使，远近俱获其利，迄去，无一诉者。临邛旧有铁官泉监，废久，有旨复置。尝创屋数百楹，郡檄公为营度，不逾月而就。官不知劳民，不被扰郡廪，岁入浩穰。巨室多倚势输恶滥，委公受之，一裁以法，输者不□。运使王公之望行部廉，问得其实，喜公不畏强御，论荐之。任满，再除茶马司幕属，市马宕昌。时马不至累月，公以计钩致之。即得良马五□，常平或谓公宜白司长增其额，他日可冀赏，公曰：今岁适多，后若不继，必有受其咎者，怨将谁归。会朝廷亦委宣司市马，高其直以来之，而茶司事力不逮，马不时得，使者委公诣宣抚新安吴王日陈利害，既见辨晰明了，且日与时茶司以马□孰若□安坐而取给于茶司，且无强市之名，而使茶司得以逭责，拜王之德无穷矣，王□其言，从之。调嘉州犍为知县，县控边，数为夷人侵扰，□□□□安辑。公之术，禁民无得辄入夷界耕樵，以绝侵鱼之弊。团练成，兵期可用，外示恩信，待以不疑，于是得汉人之在夷界者冯阿秦等二十余人，□□□□□为建屋庐，给以官田，假以牛畜，资其衣食，复为乐业之民。自是夷人亦向化，无复抄掠之患。县介于嘉、叙之间，疆界阔远，户口繁夥，而簿不置，则均□□□□主簿。诸台奏请，从之。未几，通判潼川军府事，部刺史以才列荐，未报。任满，就注通判眉州，继除知忠州。至即罢遣兵吏下县之扰，谨期会暇，崇学观讲，士子彬彬向风。俄以疾，终于州之正寝。时淳熙五年六月六日，享年六十有九。自承务郎积十四迁至奉直大夫。娶成都刘氏□钧之女；继娶怀安李氏礼部郎中群之女，皆封宜人。六子：曾崇，儒林郎、泸州军节度判官；曾嵩，迪功郎；曾旦、曾肇、曾猷、曾點。曾肇尝与乡贡，与曾嵩皆前卒。□□□以适承议郎、知长宁军赵伯緫；次适从义郎、主管台州崇道观赵绣之；次适免解进士曹汝舟；次适吕荣仁、张忭。余尚幼。孙男五人，孙女十四人。公矢日见心，不为城府，所言它日皆可复与人交，久而益亲。卒之日，识与不识莫不嗟惜。仲兄早死，诸孤幼，有利之者，取去抚育而书画器用多为持归，教养过于己子，访其散失，举以归之。且曰：吾子虽众，不患其不立，即以文安致仕恩荐之。尝顾谓曾崇曰：吾家仕宦，自唐至今，累累不绝，天若省文书，惟诚可以格天，吾将持是心以莅官，丝毫不欺，庶潜感于冥冥之中，终身行之，以答天贶。在犍为，见邑人虽向学而登第者绝少，乃以赡学余费□□□□□市田为教养之备，乐育作成，自是掇科第者相属。县有遗骸，暴露田野，公舍金造冢收瘗。见义必为，盖出天性。前室刘有嫂田一顷，它日，其兄□□□□□□其券，仲姊嫁张昱，生二子，相继皆亡，惟孙邈然。姊尝委置田于荣，人无知者，暨其孙长，即呼以授之，不愿得田，则倍归其直。仕官得俸不积，曰：此先世余俸。先有浮屠祠近祖茔，岁久圮坏。公乃建屋百楹以居，其后又割腴田以充伊蒲之贡。置义田以济贫乏，内外亲党之孤无以立者，必尽力￡￡￡家，寻以迈种为本，故于世利淡然，不以婴心。尝有贷其白金者，岁久不归，亦置不问，议者益知其泽之远也。曾崇等将以淳熙七年十月十五日葬于荣德县凤凰山之原，前一年属敦诗为撰次本末，纳诸幽堂，敦诗辞以疾。逾年，又遣书劝恳，再三不已，敦诗以宗盟之义，不得固辞，铭曰：

百围之木，起于拱把。培养既成，摩云蔽野。和义之后，有功不言。至其孙曾，实大厥门。太常之孙，文安之子。袭庆承休，亦克是似。吏二千石，位不克志。心则休休，俯仰无愧。遗训具在，子孙其承。迈种不已，如川之增。凤凰之原，既安既固。伐石镌辞，用纳诸墓。

二、家族成员及世系

志主王兴孙，《宋史》无传。仅在洪适《盘洲文集》卷七十六《刘府君墓志》中有称：“茶马属和义王兴孙，其女兄弟之夫也。”^[3]刘府君即刘革，成都人。《王兴孙墓志》言，兴孙“娶成都刘氏□钧之女”，则王兴孙与刘革为郎舅姻亲。又，刘革卒于“绍兴二十六年十月癸酉”，即1156年10月20日，《王兴孙墓志》称兴孙曾“改差四川都大提举茶马司干办公事”，然未载年月，据刘革墓志，则知时间当在绍兴二十六年（1156）前后。《刘府君墓志》又称，“刘在成都为右姓，群从同坊，闬闳相接，所谓夹寨刘家”。王兴孙作为南荣王氏后人，与成都刘氏联姻，双方家族实力旗鼓相当，可谓门当户对的组合。

墓志记载，南荣王氏本籍长安，“唐末有知珏者，为荣州和义令秩满，始家于荣”。王知珏是王氏迁荣州的一世祖，生平不见于史书记载，仅民国《荣县志》引《王序墓志》言，“僖宗广明元年，京兆王知珏为和义令”^{[2]卷十五《事纪》313}。王知珏子不详，杨天惠撰《双溪先生传》（以下简称“传”）云：“先生名梦易，字潜夫，其先京兆人，□□□德，曾祖蕴舒。”^[4]卷十四按墓志书写通例，此中缺字或为高祖名讳，亦即王知珏子或名王￡德。王氏迁荣后，第三世名王蕴舒，此墓志称“素以义侠自任，夜缒城出，乞师救至以为功”，而传也称“方蜀盗引众围州，危甚，蕴舒夜缒出，乞邻救城以完，州人德之”。王蕴舒生二子，墓志未载，传云：“蕴舒生长钧、长锐，当淳化初顺贼扰掠过荣，长锐又有完城之仁。”长钧生伯琪，赠殿中丞，即此墓志所云“曾祖伯琪，大夫”。伯琪生三子，“长梦禾，仲梦得”，三子名梦易，即所谓双溪先生。此墓志称“梦易，故任左朝奉郎、太常博士，累赠特进。妣陈氏，累赠新平郡夫人。向氏，累赠安康郡夫人”。据传载，梦易，皇祐元年（1049）及进士第，调绵州法掾，再迁石照（治今重庆合川区）令。旋遭家丧，解职丁忧，丧满，调知遂州青石县（治今重庆潼南区西北），王安石《临川先生文集》就有《王梦易试大理评事充永兴军节推知遂州青石县事制》^{[5]卷五十二}。不久，因有吏才，被“开封尹傅求荐右军巡判官”，期间数雪冤狱，遂增秩一等，除果州（治今四川南充市）通判。在果州时，“大兴泮宫，邻郡皆有来学之士，盛闻四川”。熙丰变法期间，初调普州（治今四川安岳县北），后与上官不合，遭免。时宰相王安石知其才，欲用之，授兴元南郑县（今陕西汉中市南郑区），移擢兴州（治今陕西略阳县）。在兴州期间，上奏改运茶入秦之法以便民，遭人忌恨，落职还家，“范蜀公尝赠以诗”^{[6]卷六十四《潼川府路·绍熙府》}。又据王梦易墓表，夫人向氏“于钦圣宪肃皇太后（神宗向皇后）为从祖姑”^{[2]卷十四《金石》284}。传云梦易生三子，长子王廱、次子王庠、幼子王序，“以庠特恩赠太中大夫，序累遇郊礼”。王廱，文献未见。王庠，《宋史》有传，早年“以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科荐之”，未果，后又“应能书，为首选”，但因上书论时政得失，再度落选。遂奉母家居，不复愿仕。母亡后，“复举八行，事下太学，大司成考定为天下第一，诏旌其门。朝廷知其不可屈，赐号‘处士’。寻改潼川府（治今四川三台县）教授，赐出身及章服，一日四命俱至，竟力辞不受。”^{[7]卷三百七十七《王庠传》11658}王序字殷彦，因避宋宣祖讳，改商彦。据王梦易墓表，“两献文，入等，稍迁都水监丞，治塘堤有劳，三岁五迁，至朝奉大夫”。此后除秘阁、知河阳（今河南孟州市），宣和二年（1120）进职待制，再知河阳，宣和四年“朝廷兴师取燕”，奉命充陕西河东河北路宣抚使司随军转运使，后以徽猷阁直学士充京兆府路安抚使、兼知京兆府。再诏除银青光禄大夫、徽猷阁直学士。建炎三年（1129）以徽猷阁直学士，除知凤翔府，朝命“不许辞免，如违，重行窜责。”后言者因故劾其辞难，遂被降二官，提举西京嵩山崇福宫。绍兴元年（1131）秋七月上书“以奉祠满岁，请于朝”，时给事中李擢、中书舍人洪拟言其谄事梁师成，法当讨论，于是“诏许再任”^{[8]卷四十六822}。绍兴五年四月，朝廷再论王序奉祠事，言官以其“出身覃恩，不合审量。外有减年，并系滥赏”为由，“追八官，为右中大夫，仍改正出身。”^{[8]卷八十八1467}此后，王序还里乡居，与其兄建大宅邸，“浮沉其间”^{[7]卷三百七十七《王庠传》11658}，时论多有毁之。据《王商彦墓碑》载，王序生三子：长卿孙，右宣义郎，陕西路铸钱公司干办公事；次庆孙，右从事郎，阆州知录事，二子皆先卒。王兴孙为王序次子，绍兴八年后，先后任荣州（治今四川荣县西）税官、四川都大提举茶马司干办公事、汉州（治今四川广汉市）绵竹县丞、普州监税、临邛县丞。孝宗时调嘉州（治今四川乐山市）犍为知县，任满，调□□主簿，未几，再调通判潼川军府事，此后历眉州（今四川眉山市）通判、忠州（治今重庆忠县）知州，最终卒于忠州任上。墓志记载，王兴孙有六子“曾崇，儒林郎、泸州军节度判官；曾嵩，迪功郎；曾旦、曾肇、曾猷、曾點。曾肇尝与乡贡，与曾嵩皆前卒。”而据《王梦易墓表》，其同宗兄弟行，尚有芹孙，迪功郎；公孙、桐孙，承奉郎；槐孙，通仕郎，子侄辈另有曾慧、曾光、曾封等。然王兴孙以下，家族渐趋没落，仕宦者多无能声，最终沉寂凋零。今据诸墓志及《宋史》《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等传世史料的记载，梳理王氏家族世系如图（图1）。

图1 王氏家族世系图（刘兴亮绘制）

三、友朋、宦迹与重要史事

王氏一族世居巴蜀，又仕历数世，加之王梦易娶向氏夫人，遂与神宗向皇后一族产生姻亲关系，因此家族通显，交游甚广。如前引史料，王梦易早年受王安石器重，欲用为变法之助。梦易死后，其子王庠“闭户穷经史百家书传注之学，寻师千里究其旨归”，虽长期避居乡野，却与苏轼、苏辙、范纯仁、吕陶、黄庭坚、张舜民、王巩、任伯雨等一时名贤相友善。苏轼于绍圣三年（1096）贬谪惠州时，王序自蜀致信问候，苏轼回函称“某启：忝姻戚之末，未尝修问左右，又方得罪屏居，敢望存记及之？专人远来，辱笺教累幅，称述过重，慰劳加等，幸甚。即日履兹秋暑，尊体何似。某仕不知止，临老窜逐，罪垢增积，玷污亲友。足下昆仲，曲敦风义，万里遣人问安否，此意何可忘？书词雅健，陈义甚高，但非不肖所当也。蜀、粤相望天末，何时会合，临书惘惘。未审授任何地。来岁科诏，伫闻峻擢，以慰愿望。未间，更乞若时自重。人还奉启，少谢万一。不官。”^[9]卷六十从此信可以看出，苏轼与王庠、王序非常熟识。首句“忝姻戚之末，未尝修问左右”一句，吴雪涛释云，王氏当为苏轼之妻党^[10]，然未作进一步考证。据王兴孙墓表，“周彦佳士，婿于东坡之兄”^{[2]卷十四《金石》293}。周彦即王序兄王庠，王庠为苏轼侄女婿，故苏轼“姻戚”之说，正是基于此而言。

有关王氏祖辈，特别是王庠与政坛、文坛之交游情况，此前有学者已撰文考证，兹不赘述，仅就前人未涉及部分并重点围绕王兴孙墓志记事予以阐释。

对于王兴孙，前引洪适《刘府君墓志》谓，“茶马属和义王兴孙，其女兄弟之夫也。”墓志主人刘革为王兴孙妻兄，撰者洪适自称刘革“有二女，其长归于我，若干年而逝，继室以其季”^[3]，则王兴孙为洪适夫人之姑父。洪适，诗人、金石学家，字景伯，晚号盘洲老人，鄱阳（今江西波阳县）人，与弟洪遵、洪迈并称“三洪”。宋孝宗时，累官至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枢密使。好收藏金石拓本，并据以考证史事，结集《隶释》27卷、《隶续》21卷，另有《盘洲集》80卷，谥文惠，《宋史》有传。

《王兴孙墓表》撰者马麒言“麒于奉直公有戚连”，隆兴二年曾任权中书舍人。据《宋会要辑稿》，隆兴二年正月七日（1164年2月1日），“宰臣汤思退言：‘今百司皆有成法，中书国政所出，三省之法不可不修。’诏权中书舍人何俌、马骐，检正诸房公事叶颙、右司员外郎沈枢同共编修，候成书，差尚书、侍郎、给事中详定覆”^{[11]刑法一8259}。另据墓表，他与王兴孙“连关决之政于潼最久”，王兴孙曾出任通判潼川军府事，时马麒亦在潼川为官，故二人得以相交。《王兴孙墓志》撰者自称宗弟、潼川府路转运判官敦诗。王敦诗，字志夫，眉州人，绍兴间登进士第，曾知兴元府、潼川府路转运判官，后以“专事苛刻，任私喜怒”，“将漕成都，纵子弟、亲戚交通关节”之故而遭放罢。善诗能文，著有《书林韵会》28卷。

墓志中记载，王兴孙卒后第二年，其子王曾崇委托长宁使君赵伯緫持状来求铭。赵伯緫，墓志中有“□□□以适承议郎、知长宁军赵伯緫；次适从义郎、主管台州崇道观赵绣之”一句，中虽泐去四字，但据文意推测，当是娶王兴孙长女为妻，二人为翁婿关系。南宋有两个赵伯緫，“一子矜子，见《宋史》卷二百十七。一子黯子，见《宋史》卷二百十八”^{[12]卷四十七}。从墓志时间看，此赵伯緫恐为子矜子，淳熙初任普州知州，因“本路运判言其擅支移寄椿米，不曾补还”，被命“特展二年磨勘”。史载政和四年（1114）改清井监置长宁军，治今四川长宁县南双河镇。墓志既称“长宁使君”，则赵伯緫当时的官职是知长宁军。《王兴孙墓表》载，兴孙卒于淳熙戊戌（五年）六月六日（1178年6月23日），墓志则称次年赵伯緫来持状求铭，则知其任职长宁军是在淳熙六年（1179）前后。另据《蜀中广记》卷五十六载，淳熙九年正月十一日（1182年2月15日）杨槱题《东岩纪游》刻石，淳熙九年前后任职巴州（今四川巴中市）知州^{[13]卷五十六}。此后行迹，史未详备，暂不可考。

义门王氏虽久历宦海，但非诗书世家，早年诸祖或以义侠，或以恩荫，或以功业得官，直至王兴孙祖父王梦易方正式博取功名，登皇祐元年（1049）进士第，之后王庠以“制科，先君之遗意”为由，“闭户穷经史百家书传注之学，寻师千里，究其旨归”。崇宁初，王庠、王序兄弟“皆贡吏部，不第”^{[2]卷十四《金石》284}。王序后以“两献文入等”，迁都水监丞。王序显达后，诸子皆获恩荫，其中王兴孙“幼以父任投承务郎”，至王序卒时，任荣州监税。至于王兴孙诸子，据墓志，“曾崇，儒林郎、泸州军节度判官；曾嵩，迪功郎”；“曾肇尝与乡贡”，显然也都是恩荫得官。

又墓志称，王序曾有恩于刘光世，王序卒后，刘光世访求其后人，得兴孙，举荐于朝，授四川都大提举茶马司干办公事之职。刘光世，据《宋史》本传，字平叔，保安军（治今陕西志丹县）人，将门之后，为刘延庆次子，“初以荫补三班奉职，累升鄜延路兵马、蕲州防御使”。宣和中，方腊反，受父命率军镇压，因功升耀州观察使、鄜延路兵马钤辖。徽宗征辽，“光世从延庆取易州，授奉国军承宣使”，后金将郭药师降，“除威武奉宁军承宣使”。张迪掠濬州（治今河南浚县东），朝廷“诏光世讨之”，功成，复承宣使，充鄜延路马步军副总管。靖康元年（1126），金兵攻汴京（今河南开封市），西夏乘机发兵攻杏子堡，光世扼守退敌，擢侍卫马军都虞候。金再攻汴京，光世入援，徽钦二帝北狩，“遂至济州谒康王，命为五军都提举”。康王即皇帝位，命为省视陵寝使，“寻为提举御营使司一行事务、行在都巡检使”、迁奉国军节度使。后因律身不严，驭军无法，所战多败。建炎二年（1128），以功加检校少保。金人南侵，命光世为“行在五军制置使，屯镇江府控扼江口。寻加检校太保、殿前都指挥使”^{[7]卷三百六十九《刘光世传》11480}。苗刘之变，迁光世为太尉。绍兴元年（1131），金人渡淮，诏命光世兼淮南京东路宣抚使，置司扬州，措置屯田。后改兼淮南宣抚使，领真、扬、通、承、楚州、涟水军。再历海泗宣抚使，授检校太傅、江东宣抚使等。绍兴七年（1137），自请罢军权，遂授检校少师、万寿观使，封荣国公。绍兴十年（1140），加太保，命为三京招抚处置使。次年，以疾请为万寿观使，改封杨国公。卒谥武僖，后追封鄜王。据《王序墓志》，“朝廷兴师取燕”，命其为随军转运使。还朝后，又以徽猷阁直学士、充京兆府路安抚使兼知京兆府。而在此前后，刘光世随父出征，因功充鄜延路马步军副总管。应当说，双方即在此时开始熟识，进而王序才于兴军用人之际，向朝廷举荐了刘光世。

刘光世显达后，举荐王兴孙出任四川都大提举茶马司干办公事一职。有关茶马司设置，熙宁前后，因宋、辽、夏之间战事不断，战马奇缺，为满足军事需要，宋廷在成都、秦州各置茶场茶和买马司。熙宁七年（1074），神宗“始遣三司干当公事李杞入蜀，经画买茶”，“于秦、凤、熙、河博马”，以著作佐郎蒲宗闵同领其事，于各地设置榷茶和买马司，茶马尽卖入官，禁止私自交易^{[14]卷十八}。然此时茶马之政，又职属熙河路市易司，经略使司亦参与其事，造成政出多门的现象，各机构间矛盾重重。为此，李杞以“卖茶买马，固为一事”为由，提出茶司“同提举买马”。至元丰四年（1081），朝廷并茶马于一司。同时为扩大事权，宋廷又于崇宁元年（1102）升格茶马司为都大提举茶马司，秩比都转运使，可谓“权重事专，富甲一方”。宣和间，“以茶马两司吏员猥众，于是朝奉大夫何渐请遵丰熙成宪，称其事之繁简而定以员数”。绍兴四年（1134），“初命四川宣抚司支茶博马，七年，复置茶马官。凡买马州县，黎、文、叙、长宁、南平、珍皆与知州、通判同措置任责。通判许茶马司辟置，视买马额数之盈亏而赏罚之。岁发马网应副屯驻诸军及三衙之用。旧有主管茶马、同提举茶马、都大提举茶马，皆考其资历授之。乾道初，用臣僚言省罢，委各郡知州、通判、监押任责，寻复置”[7]卷一百六十七《职官志七》3970。王序卒葬于绍兴八年（1138）十月，当时刘光世正为检校少师、万寿观使，封荣国公，又“以金人归河南地”，朝廷再赐号“和众辅国功臣，进封雍国公”。此时茶马司甫重置，干办公事、准备差使等虽为该司属官，但执掌茶马博买诸事，职卑权重，王兴孙并无科举功名，由荣州税官骤获腴缺，恰从侧面说明刘光世虽已罢军权，所任只是荣誉虚衔，但在朝廷中仍具有相当的实力。

另据墓志记载，此时四川提举茶马为贾思诚，全称为“都大主管川陕茶马盐牧公事”，初任此职在绍兴十二年（1142）四月间[8]卷一百四十八2382。贾思诚其人，《宋史》无传，事迹散见于《宋会要辑稿》《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等文献，重庆涪陵白鹤梁留有其观石鱼题名。综合诸书记载，贾思诚，字彦孚，澶渊人，绍兴七年（1137）至九年（1139）间为涪州（治今重庆涪陵区）知州，绍兴九年十一月迁左朝请郎、荆湖北路提举茶盐公事。绍兴十二年四月，宋廷为“讲贯利源，辑和种落，博收驵骏”，以贾思诚“心术疏明，吏能疆济，持节于外治最有闻”^[15]为由，迁都大主管川陕茶马监牧公事。另据《夷坚志》，他于“绍兴十七年为夔州帅”^{[16]《甲志》卷十五}。夔州帅，即夔州（治今重庆奉节县）帅臣，宋以安抚使号为帅臣，知州、知府带安抚使者也称帅臣，可知绍兴十七年（1147）贾思诚为夔州路安抚使。而据杨万里《虞允文墓志》，允文于绍兴二十四年（1154）第进士，不久获任权四川都大提举茶马司干办公事，“在茶马司，使长贾思诚议增茗课”，其“力谏不从，谒告引去”^{[17]卷一百二十}。据《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贾思诚增引事在绍兴十四年（1144），“时物价腾涌，茶商取息颇厚，自得旨取拨之明年，主管官左朝请大夫贾思诚又增为十二引三百文，于是诸场类皆益额，而买马之数复不加多，人但知茶马司之富甲天下，其实所收引钱视建炎增倍，后虽破败不可复减矣”^{[8]卷一百四十八2382}。墓志所言增引事在绍兴二十四年后，而《夷坚志》称绍兴十七年（1147）其为夔州帅，则绍兴十七年后，贾思诚虽已调任夔帅，恐仍兼四川茶马司事，且此后贾思诚又曾拟增引，唯此议未成，故史多不载。《夷坚志》又谓贾思诚“梦受命责官，厩卒挟马来迎，临欲揽辔，细视马有十三足，叹异而觉。明日，背疽发。十三日死。贾生于庚午近马祸。”^{[16]《甲志》卷十五}此庚午当即绍兴庚午，亦即绍兴二十年（1150），前已据《虞允文墓志》，其于绍兴二十四年（1154）后仍督茶政，则《夷坚志》所记卒年或有误。贾思诚为政躁进，务求苛敛，为同僚及百姓所不喜，《王兴孙墓志》称“提举茶马贾思诚以严束吏，趣办取名事多委公，公以宽厚佐之，不苛而事集”，通过“严苛”“宽厚”用词对比，贾思诚酷薄性格跃然纸上，王兴孙干练形象亦得巧妙映衬。另外，从贾思诚宦迹可推断，王兴孙在茶马司任满离职，辟汉州绵竹县丞，当在绍兴十五年（1145）前后。

墓志称四川茶户所收“牙侩市利钱”，园户不堪其累，王兴孙悉予宽免。所谓牙侩市利钱，实即园户售茶给官过程中另外交纳，以供牙人用度的杂税。牙人在蜀茶供销中能量不小，早在北宋时，侍御史刘挚就上奏说：“蜀茶之出，不过数十州，人赖以为生，茶司尽榷而市之。园户有茶一本，而官市之额至数十斤。管所给钱，靡耗于公者，名色不一，给借保任，输入视验，皆牙侩主之，故费于牙侩者又不知几何。是官于园户，名为平市，而实夺之。园户有逃而免者，有投死以免者，而其害犹及邻伍。欲伐茶则有禁，欲增植则加市，故其俗论谓‘地非生茶也，实生祸也。’”^{[7]卷一百八十四《食货志下六·茶下》4500-4501}此所谓茶祸，不仅仅是官府苛政造成的，也是一大批以茶谋利的茶牙一手助推的结果。牙侩市利钱从北宋中后期开始，多次茶法改革，都未完全取消，王兴孙以“干办公事”之资，擅自宽免，无疑切断了相关利益群体的财路，故引起上上下下的激烈反对，终于被“镌秩（降职）一等”。

墓志又称，王兴孙后改官普州监税，“郡佐及城下县令俱阙，郡太守俱委摄”，郡佐实即州佐，宋代州佐属有通判、幕官及参军等，以通判最重要。北宋时期，对于川峡四路的官员选任，熙宁八年（1075）规定，“川峡四路知州、通判，四路人差授，不得以本路人为代”^{[18]二百六十四6481}。熙宁十年（1077），又诏“自今成都府、梓利夔州路知州、通判，不得并差川峡人”^{[18]二百八十6869}。同年再申严令，“川峡路令、佐毋得并差川峡人”^{[18]二百八十五6982}。这种严格的制度，加上内地官员因道途僻远，多不愿就，致使地方州佐官员及县令往往不能及时更替，只能自行选用川人兼理。宣和六年（1124），就有臣僚言：“川峡四路差宫之法，令佐不得并差川峡路人。内地人多不愿就，故本路监司不免差官权摄，多是川人，有至三五年不替者，其与破格差注名异资同。欲乞应川峡四路令佐内无应入人，而限满无本色人就者，许通注邻路人，庶使注授稍广，各得正官，民不受弊。”^{[11]职官四之四十八4331}此法显然是权宜之计，并不能解决川峡四路州佐缺员的问题。南宋以后，随着宋金战事起，川峡缺员更甚。为解决问题，朝廷尝试实行辟差法、摄官法、定差法等特殊选官政策，更于乾道时专门出台了“四川二广法”^{[11]职官四之四十六3118}，其中辟差法就是堂除及更部常选之外，由诸司长官或地方官根据窠阙自行选辟察属的选官制度。按照规定，巴蜀、两广辟差可以是巡尉、知寨、知县、都监，甚至是沿边知州军等，地方辟差权力很大。王兴孙以普州监税的身份，同时兼理郡佐及城下县令，就是这种特殊制度的具体体现。

此外，墓志中提到王兴孙调嘉州犍为知县，抚定边夷有方。嘉州犍为宋时为汉族与少数民族交会地区，民族矛盾复杂，《宋会要辑稿》“黎州诸蛮”条载：“绍兴元年十二月十三日，枢密院言：嘉州犍为县有黎蛮逼近寨。”^{[11]蕃夷五之五十八9873}此“黎蛮”即指黎州蛮。《直斋书录解题》载：“绍兴末，犍为有蛮扰边，初莫知其何种族也，已而有能别识其为虚恨蛮者。”^{[19]卷八《地理类》}可见，犍为的虚恨蛮当是黎州诸蛮的一种。犍为是成都府路西南门户，地缘岷江，“控带蛮夷”，是所谓的冲要之地。宋政府在这里“列置堡寨，总十有九处”，以为防守。嘉定四年（1214），夷人攻破了犍为利店寨，田土多损。因此，犍为等沿边地方官非常重视夷汉问题。此前，宋廷禁止汉民典买夷人土地，以防止发生纠纷。熙丰变法后，政策略有松动，“诏自今汉户典买夷人田土者，听之”^{[18]二百四十五5963}。王安石认为，“苟能变夷为汉，则此非所恤也”^[20]卷五。但直至南宋，双方因田土纠纷仍不时发生械斗，之前听任买卖田土的政策亦随变法失败而废除。王兴孙这种将越界汉民回迁，“给以官田，假以牛畜，资其衣食”，同时练兵备防，使夷汉分隔的做法，实际又回到了变法以前的政策状态。

墓志末提到，王兴孙一生，“自承务郎积十四迁至奉直大夫”。史载，北宋初期至元丰官制改革前，沿袭前朝之制，自从九品将仕郎到正一品共分文散官为二十九阶。至元丰时，改散官阶为寄禄官，共二十四阶。及至崇宁（1102—1106）、大观（1107—1110）间，又变为三十七阶。南宋绍兴（1131—1162）后，寄禄官再增三阶成四十阶^[21]。王兴孙生于“大观庚寅（四年）七月”，墓志称“幼以父任投承务郎”，则其初获官阶约在政和（1111—1118）、宣和（1119—1125）间，此时寄禄官阶与绍兴时期相比，承务郎至奉直大夫间并未发生变化。故王兴孙所谓十四迁，乃是历承务郎（从九品上）、承奉郎（正九品）、承事郎（正九品上）、承直郎（从八品）、宣教郎（从八品上）、通直郎（正八品）、奉议郎（正八品上）、承议郎（从七品）、朝奉郎（从七品上）、朝散郎（正七品）、朝请郎（正七品上）、朝奉大夫（从六品）、朝请大夫（从六品上），终于奉直大夫（正六品），正好经十四官阶。从王兴孙的仕宦履历可以发现，南宋初期官员升迁过程中，循资程序已完全制度化，当然在某种程度上杜绝了选人用人的舞弊；但另一方面也造成庸碌无能之辈充斥于庙堂，而资历浅薄才能出众之人则沉落于府县，升迁缓慢。宋高宗曾宣称，官阶之设，“果有豪杰之士，虽自布衣擢为辅相可也。苟未能考其实，不若姑守资格”^{[7]卷一百五十八《选举志四》3713}。正是这种制度，使南宋官场的因循苟且风气较北宋更为突出。

四、结语

本文围绕王兴孙墓志做初步考释，该墓志文字不但是对王兴孙一生行迹的盖棺论定，也是对义门王氏家族兴衰历程的高度还原。

就王兴孙个人而言，其行迹大体可以分作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王序病逝前，其主要以奉养为名在荣州作税官。第二阶段是王序病逝后，在刘光世的提携下，得以步入仕途的上升通道。但一生仕途并不显达，虽迭有升迁，但最终以奉直大夫、忠州太守谢幕。从他的身上，一方面反映出宋代普通中层官员群体的存在状态。王兴孙自从九品上承务郎入仕，在升迁过程大体顺利的情况下，凭资历也仅仅做到了正六品的奉直大夫。从某种角度来说，王兴孙可谓南宋众多普通中层官员的一个鲜活个案，他们没有过人的政治能力，也没有突出的文学才能，无法入列国史，无优美诗文传世，但他们作为平庸的多数，又是王朝政治得以存续所不得不依靠的重要力量。另一方面，从王兴孙身上也可看到，在普遍施行科举取士的宋代，恩荫补官虽然仍是官员群体补充的重要来源，但其晋升与科举及第者相比已有很大的局限性，除一些个例外，据此途无法达至显宦已是不争的事实，诚如司马光所言：“国家用人之法，非进士及第者不得美官，非善为赋、诗、论、策者不得及第，非游学京师者不善为赋、诗、论、策。”^{[22]卷三十《贡院乞逐路取人状》}

另就家族而言，结合其他家族成员的墓志、史传文字，可以清楚地看到，义门王氏自唐代后期崛起，至北宋末随着王庠、王序兄弟分别在文坛和政坛的立足，终于迎来了高光时刻。但好景不长，大时代的变局亦深深地影响着家族的命运，至王兴孙生活的南宋初期，王氏已开始渐趋没落，又经一两代后，竟至湮没无闻。在笔者看来，这种变化背后的深层次原因有两点：一是纵观家族历史，王氏家族的崛起主要依靠军功和恩荫两途，科举登第者仅王梦易一人，而在科举入仕已成为选官正途的宋代，王氏家族既然不能延续向学求仕之风，长期只靠恩荫补官来勉强维系家族声望，自然在制度的张力面前，走向衰败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二是宋代以来家族组织关系的变化。从北宋到南宋，作为社会重要组成部分的家族日趋小型化，因失去朝廷给予的田土以及赋税政策的支持，家族活动变成完全依靠族人自我认同的情感活动，虽出现以建置族田、族产、学堂、族约来支持日常事务的新宗族组织，但这种宗族关系毕竟远不如中古时期稳固。家族成员宗法血缘观念趋于淡薄，故宋人谓“谱牒又废，人家不知来处，无百年之家，骨肉无统，虽至亲恩亦薄”[23]《河南程氏遗书》卷十五。这种情况在南宋以后尤其普遍，义门王氏作为当时社会普通宗族的一个缩影，自然鲜明地体现了这种变化的趋势，对于这一问题，留待今后另文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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