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卿唯美古风昵称,卿字取名禁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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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对人名的避讳有着悠久的传统。“家讳”，也称“私讳”，是人名避讳中的一种，是子孙对先辈名字的避讳，反映了家族、家庭内后辈对尊长的尊敬。家讳原本是家庭内部按辈分划分尊卑的伦理秩序，但这种家庭之内的伦理秩序在家庭之外的场合亦有所体现。

《唐律》规定，在任官之际，所任官名与家讳不能重合，否则免一官，这便是“冒荣居官”法。“冒荣居官”法规定了官员在政Z活动中避家讳的方式，是家内伦理秩序在朝廷律令中的体现，这反映了律令对儒家伦理的吸收，是“中华法系”“以礼入律”过程的成果之一。

以往有关避讳的研究，对由任官避家讳而产生的“冒荣居官”法也多有提及。清代周广业《经史避名汇考》是避讳史料的集成；陈垣《史讳举例》是现代避讳学的开端，汇集了丰富的材料。

朱瑞熙《宋代的避讳习俗》一书，是对宋代避讳的专门研究，对宋代避讳制度做了全面总结。已有研究虽多，但重点还在挖掘历朝皇帝名讳在校勘学上的意义，对家讳关注较少，且多把君讳与家讳的发展趋势合并研究，实际上，君讳与家讳的发展过程并不同步。

而对“冒荣居官”法形成过程的专门研究更是相对缺乏。因此，本文将以影响家讳发展的两个因素为视角，考察“冒荣居官”法的形成过程及其在宋代的发展，庶几对理解此问题有所裨益。家讳是家族之内依照辈分尊卑，晚辈对长辈之名施行的避讳。

家讳其实是“孝”的一种外在表现，即“孝子闻名心瞿，讳之由心”。君主和臣下都有避家讳的要求，不过在《礼记》中，为显示君主独尊的地位，君主之家讳在任何场合都要避，而臣下的家讳却不能延伸到政Z场合。

照此说法，任官之时即便官名与家讳冲突，臣下也不能避家讳。因此，“孝子之心”与“公之尊”就形成了一对矛盾，且两者均成为影响任官避家讳发展的主要因素。另一方面，二者之间此消彼长的过程，同时也是任官避家讳发展的过程。

《礼记》中“君所无私讳”的观念表明，政Z制度上的君臣之别必须凌驾于个人家族之内的辈分尊卑。不过，《礼记》编定于西汉，其对家讳的记载只能代表汉儒围绕该问题的学术探讨，不属于强制性的规定。

直到唐代，《礼记》被列为“九经”之一，才开始具有规范的意义。因此，若要分析当时任官避家讳的实际情形，还需结合实例加以考察。汉代尚未发现因家讳与官名相同而辞官的现象，但也实际存在一些属于在“君所”避家讳的行为。

比如，司马迁在修《史记》时，对其父名“谈”的避讳。类似的还有，班固撰《汉书》时，对“彪”字的避讳。

《史记》与《汉书》虽是私撰，但修史行为与朝廷有着紧密联系，况且二人均是在担任朝廷官职时，利用官方资料修史，所以还是属于“君所”影响范围内，但有私讳夹杂其间。

目前所见较早的关于任官与家讳冲突的讨论，起自西晋。除了家讳与官名、地名相冲突，还有家讳与长官之名相冲突的情况。

任官避家讳的合理性得以认定之后，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如何处理。如果因为避家讳而失去官职，则对大臣来说没有意义，还是相当于家讳与“公所”是相冲突的，只能选择一端。只有“换官”才能真正实现任官避家讳，即在“公所”避家讳。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尊重官员的家讳和维护君命的尊严，是朝廷处理任官避家讳时主要考虑的两个要素。但是，由于与任官避家讳相关的成文法令还未生成，朝廷每次应对官员避家讳的要求时，着重考虑哪种因素也具有随机性。

同类事件的处理结果不一致，也经常可见。两晋对任官避家讳的处理相对较为随意，并未完全依照《礼记》的规范来做。不仅如此，许多任官避家讳的实例还突破了“君前无私讳”的规定。朝廷虽曾有过“父祖与官职同名，皆得改选”的“故事”，但远非成文制度或法令。

面对官员避家讳的各种请求，朝廷也没有固定的措施予以解决。究其原因，最重要的一点无非是，支持任官避家讳的因素远远超过了反对的因素。也就是说，大臣的“孝子之心”逐渐与君主的“公之尊”匹敌，这符合当时门阀士族政Z地位较强势的实际情况。

在门阀士族地位崇高的社会背景下，君主在避讳上的优势也被打破。沿着这个趋势发展，南北朝时期避家讳的风气更盛。如果说两晋时期任官避家讳情况较为复杂，但还有着礼文作为依据，那么南北朝时期家讳则发展到超出礼文的程度。

颜之推的主张可被看成一种有节制的避讳方法，这实际上是对“孝子之心”与“公之尊”两端的中和、平衡。也就是说，一方面部分地满足了官员避家讳的要求，另一方面也要对其加以限制。

不过，前提是，只有在加强了的“公之尊”可以对以“孝子之心”为名滥用家讳的局面加以限制时，这种平衡才不会被打破。然而，在魏晋南北朝的政Z背景下，对门阀士族避家讳做出有效限制是不大可能的。

为改变魏晋南北朝任官避家讳的无序状态，唐初便开始作出从国家制度对之加以约束的努力。《唐律疏议》“诸府号、官称犯父祖名，而冒荣居之”条，是现存法典中最早全面规定任官避家讳的法条。

《职制律》的性质属于行政法规，“冒荣居之”是其中一条具体的罪名；《名例律》记载的内容只是《唐律》中的一些原则，具体来说，就是以官抵罪在“冒荣居之”条中具体的实施原则。

二者一为行政法，一为“总则”，但是内容相似，互为补充，都反映了《唐律疏议》中有关任官避家讳问题的看法。因而，对两者可以通同考察。首先，从罪名来看，“诸府号、官称犯父祖名，而冒荣居之”的规定，意在惩罚一些任官时不避家讳的官员。

然而，如上文所述，两晋以后，这一问题的严重之处体现为官员多滥避家讳，并不是“贪冒荣宠”求官而不顾家讳。也就是说，《唐律疏议》之所以有这样的规定，是希望通过立法的手段对任官滥避家讳行为加以约束，并不是要纠正任官不避家讳的问题。

律法中列出相应的条目对“任官须避家讳”或者“任官不可避家讳”加以规定，本应是解决此问题最直接的办法，然而，《唐律疏议》却没有采取直接肯定或否定的表述方法，只提到，如果“诸府号、官称犯父祖名，而冒荣居之”，则予以惩罚。

事实上，唐律的主要目的还是在于，直指那些现实中数量很少甚至并不存在的“冒荣”之徒。推究《唐律疏议》中出现此种表述方法的原因，其中一条可能是因为，法律规定毕竟只是社会规范的“底线”。

所以，《唐律》中并不直接出现认同任官避家讳的文字，而是对任官不避家讳的官员予以惩罚，也相当于间接地表达了对任官避家讳的肯定。另一个原因，可能与任官避家讳本身所处的尴尬地位有关。

避家讳的动力本来是出于后人对祖先名讳的尊重，而在政Z场合避家讳更是为了在君主面前维护个人的家族尊严。然而，这样的做法势必与君主的独尊地位相抵触，君主为了强调和维护其独尊地位，也会刻意对官员在政Z场合避家讳有所抑制。

在这种情况下，制定相关法律其实是一个两难的选择。也就是说，如果公然提倡任官避家讳，则必然损害君主的独尊地位；但是否定任官避家讳，又不符合儒家伦理。前代对这一问题的规定，都只做到了顾及其中某一方面，一直未能出现一个两全的解决办法。

如“父祖与官职同名，皆得改选”，就是站在赞同任官避家讳的立场上，以损害君主尊严为代价；而“君前无私讳”、“不以家事辞王事”，又完全站在君主的立场上，体现出以“公义夺私情，王制屈家礼”的原则。

“冒荣居之”这一罪名的出现，既照顾到君主的尊严，又维护了儒家伦理，是“君之尊”与“孝子之心”折中的产物。有了这样的规定，官员在接受朝廷官职时就需要首先考虑自身家讳，如果官名与家讳有冲突，则“皆须自言，不得辄受”，否则“若有受此任者，是名‘冒荣居之’”。

“荣”，意指君主赐予官员的名位，官员因对官位的贪婪而隐瞒家讳，视作欺瞒君主，这与君主强制其担任与家讳相冲突的官职性质不同。在这个罪名的表述中，维护君主之尊与任官避家讳之间的矛盾被化解，官员的“冒荣”是罪名成立的唯一因素。

“公之尊”与“孝子之心”的冲突不复存在，官员的德行是法律检视的对象。以上述方式来表述该罪名，兼顾了君主尊严与官员避家讳双方面的要求，但绝不等同于对任官避家讳的完全肯定。任官避家讳的内涵有两层：一是“家讳”，一是“官”，“官”须避免与“家讳”重合。

魏晋南北朝任官避家讳的无序状态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作为避讳对象的家讳界限模糊，另一方面是对“任官”之“官”没有具体规定。而《唐律疏议》中则对任官避家讳做出了较为详细的规定。

首先，从家讳的范围来看，规定了避讳的内容是“父祖名”。这里面包含两层意思：第一，家讳的世代范围是“父祖”，其中之“祖”并非专指祖父。

“选司唯责三代官名，若犯高祖名者，非”，表明父、祖父、曾祖父皆在避讳范围内，曾祖父以上的祖先之名才不在任官避家讳的范围内。

这就从世代上限制了避家讳的范围。第二，家讳的实体内容是避父祖之“名”，字、小字不作为任官时避家讳的内容，这就从内涵上限制了避家讳的范围。

魏晋南北朝以后，家讳的内涵已经发展得相当广阔，从世代上来看，可以扩展到远祖，从内容上来看，盛行避字、避小字。而《唐律疏议》的规定则将其局限在一个较小的范围内。

其次，针对“官”的内涵，《唐律疏议》将其界定为“府号、官称”。“府号者，谓省、台、府、寺之类。官称者，尚书、将军、卿、监之类。”在此范围内，如与家讳相犯，才适用于“冒荣居官”法。经过这样一番界定，类似西晋时“父讳与府主名同”的情况就无须回避了。

不过，此条也有不完善的地方，可总结为两点：即“府号”和“官称”。“官称”与家讳相犯的情况容易理解，“官称者，或父名军，不得作将军；或祖名卿，不得居卿任之类”。

“府号”的问题则较为复杂，府即官署，但究竟是同一官署之内所有官员的家讳都不能与“府号”相冲，还是该府长官的家讳不能与府号相冲，语义不明。

《唐律疏议》中列举的例子是“假有人父、祖名常，不得任太常官”，此“太常官”指的是太常寺的长官太常卿，还是指所有属官，并未明言。况且，太常寺中也有不以“常”为名的官名，如，“太祝”、“奉礼郎”、“协律郎”等，是否可以不避家讳，这些内容律文中均未提及。

律文中还提到“府号者，假若父名卫，不得于诸卫任官”，从句意来看，应是“诸卫”之内所有官员的家讳皆不得与“卫”字相犯。“或祖名安，不得任长安县职之类”，也是指长安县所有官员。这样看来，似乎是泛指同一官署下所有官员。

但是在某些事例中，又有不同体现。比如“大唐延和元年，贾曾除中书舍人，固辞，以父名忠，同音。议者以为中书是曹司名，又与曾父音同字别，于礼无嫌。曾乃就职。

”议者所论“中书”，应是指中书省下中书舍人之职，“中书舍人，六人，正五品上”，其佐官有主书、主事等。“中书省”无疑是“府号”，但“中书舍人”应是曹司，所以不用避家讳。

虽然不允许贾曾避家讳的原因还有嫌名的因素，但也可以看出律文并未涉及同一“府号”之下的所有官员，只要家讳不与直接供职的单位名称相冲，便可以不回避。

“冒荣居之”条与一般的刑律不同，其设立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调节意识形态方面的矛盾。另外一个不同之处在于，官员对任官避家讳的积极性也似乎较高，很少有人会隐瞒自身家讳而“冒荣居之”。

因而，《唐律》在处理此类问题时，重点不是制定执行和惩罚的措施，而是偏重于对内容的讨论和解释。“冒荣居官”法的执行方式较为简单，是“自言”与检举相结合。首先，要求官员自己声明，即“皆须自言，不得辄受。”

《唐律疏议》中的“冒荣居官”条，较为全面地规定了任官避家讳的性质、内涵、违反后的刑罚及执行方法，但仍有一些任官避家讳中的常见情况未被收入其中，这主要涉及“二名”、“嫌名”的避讳。

尽管《礼记》中有“礼不讳嫌名二名不偏讳”的记载，但唐代律文中不见此项规定与惩罚。也正因如此，有些官员在任官避家讳时特别提出避嫌名、二名的请求，较明显的体现在对嫌名的避讳上。

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风尚之所以极重避家讳，表明门阀士族势力在政Z上的影响力虽已不同于昔日，但门阀士族的礼法门风仍然对社会风俗产生着深远的影响。何况，家讳又是士族礼法中的重要一项，此时的避讳之盛不难理解。

《唐律疏议》中“冒荣居之”条的出现，开启了任官避家讳法典化、正规化的时代。不过，因为社会形态并未发生根本转变，崇尚家讳的风气也难以改变，所以任官避家讳还不能完全按照法令来实施。“冒荣居官”法真正进入发展和完善的阶段，要在中唐以后，而且是在社会变迁过程中逐渐完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