阴历九月十九是什么星座的,阴历九月十九

一个人最初是不用干活的。我记得我小时候连澡都不用自己洗，由妈妈给我洗，我只负责用手在盆里拍水玩。再大一点，母亲就不给我洗了，她让我用小木盆自己洗，吩咐我：“把背心擦干干净净的！”再以后，就得做家务活了，有时与我哥去抬水，有时扫地、洗碗。到七八岁的时候，就随同我哥一道去搞鸭食。

每年春回大地之后，卖鸭的小贩就会挑着两只特大的竹篮子走村串户来了，篮子上盖着簸箕，里面传出“啾啾”的声音。他放下担子，揭开簸箕，篮子里毛绒绒的雏鸭群头攒动，我们叫他“放鸭的”。他将鸭子赊卖给农户，秋后来收钱，且承诺农户买的是母鸭，如果是公鸭他就收不到钱。放鸭的都认得雏鸭的性别，用手在它们的屁股下捏一捏就知道，绝少失误。于是，就有几个人来捉鸭子，让放鸭的记下名字和数字，鸭子从此将在这里安家落户，度过自己的一生。我们那里的农户，遇到放鸭的，总会捉几只来饲养。

刚捉来的鸭子，一般才破壳几天，只能吃切得碎碎的莴苣菜叶和一点饭粒，且需要精心照料。它们慢慢地长大，渐渐地长出羽毛，能吃更多的食物了，尤其是水田里的螺蛳，敲碎了取出里面的肉给鸭吃，它们又喜欢吃，又长得快。我们那里的农户，尝到这个甜头，就让孩子有空到田里捡螺蛳。

我家捡螺蛳的任务，首先落在我哥的头上，等我长大到七八岁时，也正式加入到这个行列。

每年初夏 当早稻秧插下去之后，澄清的浅水下面，田螺也是经常可以被发现的。但是这时候就不能直接下水田去捡，而要用到螺蛳瓢。最简单的螺蛳瓢是一个大河蚌的壳，上面钉几个小孔漏水就行；但是它容易碎。后来我们那里的孩子都用圆铁片做成漏斗状，钉一些小孔，把它夹在竹竿的一头，再用细铁丝绞紧，这样的螺蛳瓢经久耐用，可以用个一两年。每天去搞鸭食的时候，一手拎个箩，一手提着螺蛳瓢，走在田埂上，两眼向左右两边的田里仔细地搜索。发现一只田螺，就用瓢捞起来，娴熟之后手腕一抖，那只田螺在空中划一道弧线，准确地落进箩里。

此外，我们还钓青蛙，它也是鸭子喜欢吃的食物。当早稻秧长到高大，布满稻田时，田螺就不容易发现，但是春季的蝌蚪这时都已经长成青蛙了。钓竿可以共用夹螺蛳瓢的竹竿，也可以没有瓢，一根竹竿专钓青蛙。竹竿一头拴一根长长的结实的线，线上不需要钩子的，只要拴一点饵就行。看见一只青蛙伏在水中，把饵子甩到它面前，一上一下地抖动，青蛙就会张开大嘴，扑上去将饵子吞下去——哪怕那只是一小块棉絮。我们习惯上是将青蛙喂鸭子之前，截一小段蛙腿拴在线上，作为诱饵。当青蛙吞下诱饵后，如果迅速地提起钓竿，它就会在挣脱之前被俘虏。最初我哥哥一手提钓竿走在前面，钓到青蛙时用手捉住。我跟在后面，手里拿一只袋子，从他手里接过青蛙，放进袋子里，防止青蛙逃跑。后来把袋子做深一些，袋口缝一道铁丝箍，平时袋口折叠，袋口折叠，当钓起青蛙时就张开袋口让它直接落进去，再将袋口折叠起来。捡到田螺时，也直接飞进袋子里。这样，我们每个孩子就都可以单独行动，各有收获了。

父母每天收工回来，口袋里也经常装着几只田螺，那是他们在做工时遇到的，就随手捡回来。不过我哥收获是特别多，有时专捡田螺，回家时箩装得满满的，有时候钓的青蛙又大又多。这样，鸭子们可以放开肚皮享受饕餮大餐。每天早晨放舍时，它们可以吃到头一天剩余的食物，然后去玩耍并消化。我们几个孩子也拿起工具，出门到田里忙到满载而归。几个小时后，鸭子们又回来了，这时用来盛鸭食的盆子里装满了新鲜的田螺——这是当天早晨的收获。它们兴奋地“嘎嘎”叫着，竞相把大田螺叼起来直接吞进嗉囊里。这些鸭子因此生长得特别快，有些当年入秋后就能生下一批蛋。到第二年，开窠生蛋时间特别早，生下的蛋又大。我家那时的鸭蛋六个就有一斤，可以卖六毛四分钱。端午节早晨带到学校里的鸭蛋，又大又蓝，一直要留到下午才舍得动手剥壳。而那下蛋又多又大的鸭子便是我们家禽中的英雄，走起路来比其他的鸡鸭都神气些。

小孩子做事有时候总不自觉，或者是早晨起床特别晚，起来后半天还不想动，或者是午后怕那毒辣的阳光，待在家里偷懒。这时候父母若发现了，他们都是用同样的声音催促我们出门：“去去去！去搞鸭食去！”然后我父亲是骂几句，母亲则哄几句，在这样的声音里，我们要赶快出门，否则后面就是挨打了。记得我小时候吃饭很挑食，夏天的茄子不吃，怕那化答答的样子和它的味道，但是有一天午饭偏偏只有一样茄子，我便赌气不吃饭，在一旁睡觉，其实是没有睡着的。听着他们香甜地吃饭声，还有母亲在说：“不吃就不吃呗，饿一顿！”我更加气愤，便认真地装睡，后来就渐渐地睡着了。等我醒来的时候，母亲已经在队里做了一阵工，现在回来歇息。她默默地将锅里的饭盛起来，点着柴火，又拿来一只鸡蛋，把饭炒得油滴滴的，递到我手上。我吃完饭，不用母亲催促，就高兴地出门搞鸭食去了。

田螺和青蛙多得让鸭子吃不完时，母亲便让我们从中挑选一些大个的留下来，再做成菜肴给我们解馋。田螺做菜的步骤是：先洗干净，放锅中加水没过，用火烧开，捞出用凉水浇，待冷却后用竹签轻轻地将盖揭开，挑出肉，除去内脏。再将螺肉洗干净，锅中放油烧炒，配上辣椒、韭菜之类的调料，香辣味俱全，比青菜容易下饭多了。青蛙也要挑大的，才能做菜，最好吃的部分是两只蛙腿。我们小孩子从来都吃不上鸡腿，吃大蛙腿时，就想象为鸡腿。有一种蛙我们叫它“土洞子”，秋天才出现，背上的皮与青蛙不一样，有点像蟾蜍，动作特别敏捷，钓上手后要特别留心，否则会让它逃走。这种蛙的味道最美。它的皮也很结实，我的一位堂哥曾经用“土洞子”的皮蒙在竹筒上做了一面小鼓，很好玩。到街上买东西时，也见到别处的孩子在卖青蛙，那些蛙被剥掉了外皮，用铁丝穿着，眼睛还一眨一眨的。父亲也见过这种情况，说太残忍。我们村子里钓青蛙的小孩很多，但从来都不那样的虐待青蛙。

然而，我上学读书后，从书本和课堂上知道青蛙是捉虫能手，应当保护。况且，我在学校里表现还不错，脖子上早早就戴上了红领巾。有次少先队活动课，有同学把我课外捉青蛙的罪行揭露出来，让我好难堪！但回家放下书包后，是不能不去搞鸭食的，因为我更怕父亲的棍棒，我哥拒绝放鹅被父亲提根棍子追赶的情形一直在我的心头，小孩子除了服从大人的吩咐，还能有自己的主张么？所以若干年后，我还是耿耿于怀，不喜欢听人家说“你小时候成天捡螺蛳、钓蛤蟆”这样的话。

夏季偶尔有水塘将要干涸时，我们得到消息就会光顾那里，塘里的河蚌也可以当作鸭食。我那时虽然不会游泳，但是为了将脚下的河蚌摸上来，也学会扎猛子。浅水区的河蚌一弯腰就能用手从泥里抠出来，头不用淹到水里去。深水区水面齐脖子一般，脚下突然踩到一只河蚌，那就闭上眼睛，深吸一口气后一只手捏紧鼻子，身子往下蹲，水没过头顶，在水中屏住呼吸，用另一只手伸到脚底下，将踩到的河蚌抓住，再慢慢从水下将头探出水面，甩掉头上的水，放开捏鼻子的手，睁开眼睛，开始重新呼吸，看手中握着的又大又黑的河蚌，心里乐开了花。回家后用刀将河蚌剖开，扒下里面的肉，鸭子们又享受一顿河蚌大餐。

放暑假不久，早稻开始收割，接着就栽插晚稻，这段时间我们都放假在家，每天早晨和下午都要出去一次，为鸭子找食物。炎炎夏日里，我们这些在田野里搞鸭食的孩子们都只穿一件背心和一条裤头，光着脑袋，赤着脚板，个个身上晒得黝黑黝黑的，有时候还晒得脱皮。当然，大人们也是这样，不过他们通常比我们多一顶草帽。

田野里经常会遇到蛇，各种各样的，脊背黑黑的、肚皮红红的我们称之为火龙蛇，通体浅黄白颜色的大致叫花蛇（也不知是不是这个名字），还有一些蛇叫不出名字。有时候发现前方有一条蛇挡在路上的时候，我们打着赤脚是不敢再移动半步的；有时候它们在水田里游着，露出一个头在水上；有时候在芝麻地里发现蛇在追逐青蛙，搅得植株一阵乱动。这些情况，对于我们小孩子来说，都是恐怖。但见得多了，我也开始不怕蛇，手上正好有竹棍子，遇到蛇挡道时，抡起来就打。蛇倘若逃走了，是它的幸运。不幸的蛇就会丧命，然后再被我用棍子挑起来扔得远远的。别的伙伴遇到蛇也是这样对付的，并且打的时候大家嘴里还念叨一句“遇蛇不打是恶人”的话。在后来的日子里，我遇到蛇都是不慌张的，找到一根棍子就能从容对付它们。

一开始，我们只要在自己队里的田里搞鸭食就行了，但是随着参与的人数增加，我们队里的田里后来根本没有鸭食可搞，只好去其他队里的田里。渐渐地，我们必须走更远的路，才能有所收获。中途有田野和山头，往返不下十里路程。有的山头上埋葬着坟墓，清早或者黄昏的时候，阴森森的，几个大胆的须结伴才敢通过这里。有一年，起先是听我母亲和几位婶婶谈论，说邻村的一位大婶已经吃不下东西，只能喝水度日了。这位大婶我也认识，是一位共产党员，个头不高但能够犁田打耙，像男劳力一样挣工分。然而这年暑假，她终于不幸离世。我们几个孩子在田里搞鸭食时，听到爆竹的响声，又看见一群人在山头上挖土筑坟。因为她是党员，组织上送了一面花圈。坟筑好了，花圈插在坟上，远远的都能瞧见。它花花绿绿的，我们搞鸭食时离那山头很远，也能看见那里，心里顿时有一股恐怖。因此那一段时间，我们既不敢早起，也不敢晚归，且希望有几个人结伴，否则就离那花圈远远的，哪怕少搞一点鸭食也行。

在家附近搞鸭食是安全的，去离家远的地方就不一定了。有的地方大人们很和善，看我们在他们的田埂上跑，了解是做什么事情的之后就放任我们。有的地方就不一样了，有人说踩坏了他们的田埂，要赶我们走。我们几个都是小孩，十岁左右，只好赶快往回跑。后来，那些大孩子决定，他们去某地的时候，小点的孩子不准跟在后面，以免人多。但小孩子又不敢没有大孩子的保护去一个远的地方。于是他们就悄悄地出发，终于把像我一样大的一些小孩子丢了，我们也因此收获特别少。我九岁那年，有一次生了病，在床上躺了几天，然后才能下地走，母亲叫我去搞一点鸭食，她听说对面的村子那边田里田螺特别多，叫我去那里。我拎着箩，走了两里多的路，来到母亲说的那片田里，果然收获不小。可是，突然一位高个子的小姑娘背着一个箩筐挡住我的路，她是出来寻柴草的，无缘无故地，她盘问我在她们田里干什么事，我回答说捡螺蛳，但是她却将我捡的螺蛳全部扔得远远的，一个不剩。幸运的是，扔完我箩里的田螺，她就不再和我纠缠，而是转身离开，这样我还有时间继续干活，这天早晨才不至于空手而归。而我哥和几个同伴一次去搞鸭食时，走到三四里外的一个田野里，结果那里的几位小伙子追赶他们，大家落荒而逃。追赶的人仍然不舍。我哥情急之下，发现前面是三姨妈的村子，就拼命地往那里跑，并大声地呼喊：“三姨?！三姨?！”可以说是三魂丢掉了两魂半！村子里有个大人在看谷场，见一些小伙子追赶几个大孩子，然后认出我哥是某人的姨侄子，就抡起竹竿，把那帮追赶的小伙子轰走了，这几个人才定了惊魂。

当晚稻田里的水放干净，晚稻抽穗的时候，天气也转凉了，田螺和青蛙都不见了踪影，这时候我们的“搞鸭食”活动基本上进入了休眠期，等待来年春暖时复苏。有时候，母亲带我们去一个干涸的塘里，塘底还有一块湿漉漉的泥地，布满了另外一种螺蛳，比较小，壳比较厚，我们称之为“石螺”，鸭子不能直接消化，须捶碎了，让鸭子从中把肉拣出来吃。这时候已经穿夹衣了，我们得脱赤脚站在泥里，把石螺捡到畚箕里，捡完了或者畚箕装满了再挑回来。这时候鸭子也不生蛋了，除了偶尔有点石螺捶碎给它们吃，其余大部分则是稀饭拌谷糠，食物只是勉强维持它们的生存而已。但是那些螺壳虽然被扫到荆棘丛中，来年天暖我们脱赤脚走路时，却仍有一些残余时常戳我们的脚。

这其中也有意外的收获，就是偶尔会碰到一条大黄鳝伏在水田里一动不动，我会麻利地跳下去，用右手的中指钩住它的头部稍后一点的位置，迅速地夹紧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它就无法挣脱，被我抓到袋里。回家后，母亲吩咐我将黄鳝斩头去尾，开膛破肚，洗干净了，剪成一段段的，放入小茶缸里，加一把绿豆和一些水，送到锅洞里煨熟，让瘦小的弟弟增加一点营养。有一年冬天摸石螺时，还发现一只约半斤重的小鳖，当时没有东西装它，就用一段绳子拴住鳖的颈子，把它吊在扁担头上带回了家。此外，在晚稻田的田沟里摸螺蛳，有时会在淖泥里翻出许多泥鳅。这时就专心翻泥鳅，然后下次餐桌上就有一碗好菜了。但它们都是少数日子里碰到的事情。

我家养鸭子也出现过辛酸的事情。那时候集体的利益高于一切，为保护农田里的庄稼，农户养鸭子必须服从队里的规定，能放出来的时候可以放出来，否则就要关起来。我家当时住的是老宅子的一部分，土墙黑瓦，比起大多数人家住的草房子要好些。它中间有一个天井，平时主要拴猪，接到队里通知鸭子也及时地关到这里。时常有农户鸭子关得不紧实，让它们偷偷跑出来，这时就有人大呼小叫的，主人则立即将自家的鸭子赶回来笼中，也就没有事情了。有一天上午，队长忽然满脸怒色地出现在我家门口，他手里拿着一根竹竿，向我家门前的水凼里猛抽。再看凼里，有几只鸭子在挣扎，不一会儿全都没气了。旁边还有几个看热闹的人。见鸭子都死了，队长和他们从容离开，只有我父亲站在那里，一脸的茫然。原来这几只鸭子是我家的，不知什么时候跑到田里去了。我家那时划为地主成分，父亲属于被管制的四类分子之一，我哥小学毕业时都受歧视不能升初中，所以我家的鸭子跑到田里，性质就不一样，鸭子得全部打死。后来，我们家只好黯然地吃鸭肉，并且送一点给我的外公，我记得农历九月十九是他的生日，那时正是他生日的前夕。

但是我家捉鸭子好像优越些，因为有几位亲戚就是放鸭子的，他们每年路过我家的时候，都免费送几对鸭子，同时在我家带走一些米饭喂挑走的小鸭子。所以第二年春天的时候，小鸭子又出现在我们面前，似乎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然而，与我年龄相仿的孩子有八九个，几个女孩念几年书，也与我们一样搞了几年鸭食。后来，她们就歇书不念，在队里放一条牛挣工分了。我们中只有两三个男孩子继续背书包上学，我是其中之一。放学后，我们得继续搞鸭食。

1977年恢复高考，第二年夏天我哥初中毕业后考试进入了浮山中学读高中，别人则根据成绩或读普通高中或辍学。接着，农村开始分责任田，学校里不再让我们填写家庭成分，也不因为是地主子弟而影响升学。1981年，我哥考入安庆农校，第二年我初中毕业上了师范，那时我十五岁，少年时代结束了，青年时代开始来临。这个时候我们就彻底地告别了这一行当。

如今，这些事情还时常涌现在我的心头，让我不忘那时的艰辛。